遮天蔽日的梧桐树已成了南京的特色城市标志。
南京市民自发地在树干上绑上绿丝带。
南京市政府接受市民“拯救梧桐树”提议优化地铁方案 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平衡话题掀波澜
文/图 本报驻上海记者刘放、梁国瑞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月15日早晨，“老南京”王少明再次倔强地赶到南京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南京“自然之友”环保志愿者组织的一名成员，他连日来都在为即将因修建地铁而被迫移植的千棵梧桐树奔走呼号。他的愿望很简单：留住南京的“绿色之魂”！
3月初，因为修建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南京政府决定将长江路、太平北路等地铁沿线数个站点旁的梧桐树迁至别处。但这一做法，却引起很多南京市民的反对。
为此，3月15日，南京市市长信箱专门就市民“拯救梧桐树”的提议进行了回复，回信说：“梧桐树是南京的重要‘城市名片’，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是南京靓丽的风景，也是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归属的精神寄托……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明确要求平衡好地铁建设与大树保护的关系，尽量少移或不移植大树。”
一直以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让步城市发展，从而无奈牺牲的事件数见报端。此次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再次引发各界对如何平衡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矛盾的讨论和反思。
3月16日，南京东方商城负一楼咖夫卡咖啡厅，网友“暧昧猪”和同伴们一起，不停向市民们发放车标和绿丝带，半米多长的车标上，写着“爱我古都，保卫梧桐”几个大字，左边是一棵茂密的大树，右边则是一个禁止的图标打在白色的“砍”字上。
民间：
过半网友宁愿地铁改线
根据南京当地的《金陵晚报》报道，长江路、太平北路两侧约50棵法国梧桐树，从3月3日开始被锯掉枝丫。随后几天，这些粗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堆在路边。而这一切，都是为给地铁大行宫换乘站的建设提供方便。
16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太平北路，南京市图书馆和江宁织造府遗址中间的这段太平北路上，不少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施工。市民吴欣告诉记者，就在这新修路面处，此前有一排茂密粗大的法国梧桐，“这里的梧桐树算是整个南京城最早的了，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砍掉真可惜，不过听说还会迁回来……”著名足球解说员、南京人黄健翔在微博上说：“离开南京25年了，但是，那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梧桐树是故乡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以后回去的，再也不是那个南京了。”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宣传处处长徐少林告诉本报记者：去年8月，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地铁部门的工作函，要求为地铁3号线、10号线迁移2600多棵行道树。后经各方协调，这一数量减少到了1100棵，其中约有200棵为法国梧桐，多为上世纪50年代初栽种的。
事实上，树与路之间的博弈，在南京已非首次上演。早在2006年，南京为地铁2号线建设移走190多株民国时期种的梧桐树。南京市城管局称，移植的梧桐树存活率在80%以上。而据当地媒体追踪报道，移植的这些梧桐树中，68棵已经确认死亡。
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孰重孰轻？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投票。本报记者查看结果发现，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我宁愿地铁改线”。
政府：
优化方案骤减移植数量
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对“梧桐让路”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视。3月15日，南京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陆冰率领南京市地铁建设指挥部、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地铁3号线浮桥站、常府街站、夫子庙站等进行现场调研，重申了将尽量少移树的态度。
“政府正在积极优化地铁规划方案，特别是对大树古树的移植，从严、慎重地进行审批，以后所有相关的大树古树移植都会先行公示。”南京市政府新闻联络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如何尽可能少地移植大树？南京市政府称，地铁指挥部曾采用多方案研究，重点车站在选址上更是提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论证。同时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将地铁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实现少移树，相比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出站口，地铁三号线的站点会小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改动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小出站口将面临地铁大人流的压力。
随着各方的关注以及政府的重视，因地铁建设需移植的行道树数量正在骤减：根据目前的优化方案，地铁三号线浮桥站的站台设计，由原来的路西侧改为了路中间，这样一来需要移植的树一下子减少了188棵，需要移植的是西侧的水杉及东侧的薄荷山核桃，共142棵。常府街站建设，需迁移法国梧桐57棵，广玉兰2棵。而施工难度较小的夫子庙站，则只需移树八九棵。
“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态称，要尽可能让每一棵大树移植后都能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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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潘石屹动了复兴路的奶酪？
无独有偶，就在南京迁移梧桐树引发广泛争议之前不久，上海刚发生过一场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
2011年2月9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高调宣布：“在上海的复兴路SOHO开工了。”不料话音未落即遭遇质疑。
此前，潘石屹刚因在北京建造的项目受到了“点名批评”。知名艺人宋丹丹在微博上甚至还求潘石屹“以后别再盖楼了”。
就在此时，潘石屹在上海的项目开工，自然引发了“潘石屹在上海将会建造怎样一座大厦”、“会不会破坏周边和谐的历史风貌”等质疑。
据悉，复兴路向来被文化界视为上海市民文化的载体，至今其依然基本保持着梧桐蔽日的历史风貌，老建筑一路伸展开去：有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有当年达官显贵的城中别墅，更有文人、职员住过的旧式里弄，钱钟书就是在这条路上的亭子间里写小说《围城》。
建筑专家伍江指出：“我希望潘石屹不要把这块地看成是一张白纸，不要认为用推土机推掉以后，他可以无限发挥。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本来就非常好的一幅画，在这里加上更加有意思的新的亮点。潘石屹最好到这块地来，好好了解一些这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光是这个建筑是什么风格、什么立面，还有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小吃”。
知名作家陈丹燕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保留小店，你也可以保留那个教堂，你保留青石板，你什么都保留。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没有被保留下来，那街区也是死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这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葱油饼，整个南昌路上面，只有一个小店的葱油饼是上海味道，一直留到现在。每天早晨，我卧室的窗户是对着南昌路的，然后，葱的味道就开始上来了，大家都跑去排队买。我相信潘石屹可以把诸圣堂保留，但他不会保护这个阿大葱油饼”。
反思：
历史保护和发展如何平衡？
事实上，城市历史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间争议和反思者可分成“保护派”、“发展派”两派。“保护派”声称，“一个城市如果罔顾历史，只顾眼前短浅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会变得一文不值”；而“发展派”则讥讽，“老建筑保护者通常都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欧宁说，自己从来不赞成“死硬”式的历史保护主义，“当我们讲到历史保护时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一种死硬派的历史保护主义思维模式里。有城市也的确是需要发展的，却往往被死硬派历史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忽略掉”。
他认为，政府应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要死死守护不肯丢手，那是幼稚的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更新中能触及多么复杂的细节”，“如今很多地方也具备历史保护意识，但依然极为有限，一般来说重点依然只是在单体建筑的保护，却往往忽略掉一个街道所具有的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群体的情感认同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政府决策的孔繁斌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南京梧桐树“移植”事件，“也许并不触及现行任何法律，但南京人热爱这些引以为豪的法国梧桐的情感，就是治理这座城市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或习俗法。”
矛盾的双方如何找到共赢的契合点？欧宁说，要把历史保护转化成新的发展，也许民间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像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早只是有人在中戏旁开了一个过客餐厅，因慢慢地做得很到位，小业主开始跟风性地进行小型投资，让那条街慢慢地活起来，这便是一种良好的民间的自我发展。它们自己摸索出一种最自然的商业模式，既能够保留历史的痕迹，又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来激活这个城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来自于这些民间智慧的凝集，从而展现出最优美的自然纹理式的多样性，而不是硬性规划下的枯槁和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