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们被要求用普通话述职，这对讲惯了广东话的委员是个难题。有委员不理解。
●公众通过官员的述职表现给他们“投票”，虽然不是真正的投票，但却是具有投票性质的民意聚集。
●虽然公开述职越来越多地涌现，但这仍然带有个案、随机的性质，受地方领导个人喜好影响较大。要让公开述职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从更高层面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
自从上电视述职后，中山古镇党委委员郭景安总是被人问及“文化公园翻修怎么还没动工啊？”在这之前，中山古镇全体党委委员轮流上电视述职，向居民讲述今年的工作安排。分管文体等工作的郭景安在述职时说，他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翻修文化公园。
今年是换届年，述职成了炙手可热的词汇，相关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在佛山，永安社区民警每季度都要在本地热门网站述职；在惠州，县区法院院长、市中院正科实职干部述职述廉大会被搬到网上视频直播。
在广东，公开述职渐成常态。是什么原因让述职这一工作形式备受青睐？述职的作用有多大，是不是装点门面的形式主义？近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用普通话述职，真有点压力”
2011年将开展哪些工作？从1月19日开始，古镇14名党委委员轮流走上镇电视台向居民述职。
10多分钟里，郭景安讲了六点：筹建古镇灯饰历史文化博物馆、制作2011年古镇形象宣传片、办好《灯都古镇》、举办全镇龙舟赛、翻修文化公园等。
尽管平时屡屡接受记者采访，但像现在这样长时间面对摄像机述职，对委员们来说还是头一次。有委员坦言有点紧张，第一次讲得不太好，又重新录了一次。
委员们被要求用普通话述职，这对讲惯了白话的委员是个难题。“要是用白话讲，我会讲得清晰流畅，但用普通话讲，真有点压力。”古镇党委副书记杨荣建说。
有委员不理解，干嘛非得用普通话讲？决策者的解释是，住在古镇的外地企业家、商户和工人众多，不能只是向古镇人述职，还要面向所有“灯都人”。有干部回忆，那天虽然有些委员普通话讲得不好，但都很诚恳。
述职电视片录制好后，每晚7时30分在镇电视台播放。播放时，春节将至，不少外地老板和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了，为了接受更广泛的监督，述职电视片在春节后又播放了一遍。此外，述职内容还在《灯都古镇》上摘登，方便居民保留，以更好地监督委员。
“真新鲜！”镇领导在电视上述职引起古镇居民议论纷纷，在古镇一灯具店工作的杨明说，这是他第一次把镇里的官员认全。
但这个新鲜的举动却让委员们压力陡增，郭景安说，已经有好几位居民问他：“文化公园翻修怎么还没动工啊？”他只能耐心地解释，正在组织专业机构制作翻修方案，方案差不多定了，很快就会开工。“以前，如果完成计划有困难，可能就会停下来，现在没有退路了。”
“承诺不能兑现，我们都没面子”
党委委员上电视向居民述职，是古镇党委书记余锡盆的点子。在他看来，古镇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党委政府就必须提高执行力，把既定的目标完完整整地实现。
“比如说现在的审批程序规定只要15天内审批完就行。当然，你在第15天审批完也没错，但是如果每个审批流程都要这么久，那各个部门审批时间累积下来，对申请者来说就相当长。能否把这些时间进一步压缩，这就是执行力的体现。”余锡盆说。
实际上，述职在古镇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3年前，古镇就开始召开述职大会，机关干部必须面向全体党委委员公开述职。余锡盆称：“这一次只不过是将述职的主体由机关干部向上拓展至党委委员，并采取了电视述职这一形式，以接受更广泛的监督。”一些机关干部大喊过瘾：“以前镇领导只是监督我们，现在轮到他们被监督了。”
为了将述职的监督效应发挥至最大，今年年底，全体委员将再一次上电视述职，对一年的工作进行汇报。哪些工作完成了，哪些工作没完成，为什么没完成，都要向居民一五一十讲清楚。郭景安说：“如果年初许下的承诺没有完成，得向居民做检讨，我们脸上也会没面子。”
有居民质疑，为了避免出现承诺兑现不了的窘境，委员们在年初述职时可能会避重就轻，专挑容易完成的工作来讲。余锡盆对此回应说：“除了群众在监督我们，委员之间也在互相监督。如果谁干的工作分量太轻，只干事务性工作，不干难度大的工作，其他委员也会看不起他。”
杨荣建在述职时称，今年他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治安。这项工作难度大，春节回来一上班，他就组织召开研讨会，商量如何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治安的满意度。
“古镇公安分局负责人向我报了一份工作方案，说3月要搞什么行动，4月要搞什么行动，5月又要搞什么行动，我说不行，还不够实。”杨荣建说，他要求公安分局拿出一份更细化的方案，对每一位治保员定编定职定责定待遇，并设置公安奖励基金，激励每一位治保员努力工作，将治安工作由运动式转向常态化。“我对公安局长说，咱们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完不成既定任务，咱们都没面子。”
公开述职亟待制度化法律化
述职并非古镇的专利，从去年以来，述职这一工作形式在广东出现的频率明显加快，涉及面也更广。
去年2月，省委办公厅召开机关内设处长公开述职评优会议，10名处长在200多名干部面前总结上一年的工作情况，畅谈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述职由干部评分，考核成绩作为任免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会议形式新颖，反响热烈。
今年3月6日，佛山永安派出所让社区民警上网向社区网民述职，网民的评议结果与民警年度绩效考核、年度评先评优挂钩。
而一年一度的湛江市“县(市、区)委书记述职述廉会议”则像是竞选，10名县(市、区)委书记先后上台，向会场上69位评委——— 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汇报，会议全程被网络、电视直播。与此同时，湛江市官网“碧海银沙”上，网民“顶沙发”“拍砖”不断。
南方日报记者初步统计，从去年至今，关于述职的报道在南方日报出现14次，平均每月都有一次，较往年明显增多。
比较常见的是人大代表、党代表、村干部向选民述职。此外，领导干部向群众、下级干部向上级、社区民警向居民述职也时有出现。述职涉及省委、政协、检察院等机关单位以及多个地市。
述职在国外较为常见，南方日报的数据库显示，早期关于述职的报道多是国际新闻，如1987年的《港督卫奕信返英述职》、《澳督返葡国述职》。一直到2000年，武汉市长王守海向该市人大常委会递交述职报告，被称为在全国首开先河。
广东省委党校副巡视员、研究生部主任、党建专业教授韩锐说，人大代表必须向选民述职，因为代表是公众选出来、委托参政议政。党代表、村干部向选举他的选民述职，官员向任命他的人大述职，逻辑上也是一致的。
近年来，领导干部向公众述职的情形越来越多见。韩锐认为，这是经济与政治互动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广东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必然也会促进政治进步。
在中国，行政运作是“单向负责制”——— 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理论上他们只需向上级述职即可，为何还要向群众述职呢？韩锐称，领导干部额外地增加自己的义务，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领导深刻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所以会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做到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另外，从干部管理的角度看，公开述职也便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公众通过官员的述职表现给他们“投票”，虽然不是真正的投票，但却是具有投票性质的民意聚集，这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压力。
虽然公开述职越来越多地涌现，但韩锐指出，这仍然带有个案、随机的性质，受地方领导个人喜好影响较大。要让公开述职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从更高层面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记者 雷辉 通讯员 谢力生 袁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