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做派可能有一些吧”
齐鲁晚报：其实你最大的转型是从新华社记者到机关。你觉得做记者和做宣传部副部长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伍皓：最大不同应该是从媒体人到官员以后，舞台更大了。作为媒体人，新华社算是权威主流媒体了，但也只能通过有限的影响力，对公共事务发挥一些影响。而现在作为宣传部长，可以身体力行推动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促进公众的利益。但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服务公众这一理念是一致的。
齐鲁晚报：那你是不是也保持了作为记者的做事风格？跟你的一些老同事聊天，他们私下里认为你的从政风格有着浓重的“记者做派”。
伍皓：那可能吧，毕竟做了十几年的记者。所谓“记者做派”，我想可能是指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和舆论热点，我会更敏感一些，能够提早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并对事件的发展趋势有更准确的研判。以前，很多事要等已经成为舆论热点了，宣传部门才会站出来引导舆论。我们的做法是提前预判，提前介入，很多社会矛盾还只是在萌芽状态，我们就释疑解惑，疏导公众情绪，化解了。
齐鲁晚报：但在一些人看来，一件大事足以提升一个记者的口碑和影响力，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会放大一个记者的优点，而进入官场之后，藏拙则显得更加重要。或者说，官场会更加放大缺点。
伍皓：我倒不认为官场会放大缺点，但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意见不同。比如说，我做了十几年记者，在研判舆论的时候会提早发现苗头，然后提前干预，通过信息的透明公开来消除潜存的舆论风险。但宣传部提前化解了，相关单位并不见得会意识到这是因为宣传部做了疏导公众情绪的工作，可能会觉得“事情本来就不严重”。
“那时给领导写信就像大学生投简历”
齐鲁晚报：如果时光穿越，你还会写当年那三封信吗(1990、1992年，伍皓曾分别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这被视为改变伍皓命运的三封信———记者注)？
伍皓：那是有具体背景的。要说改变我命运的，与其说是那三封信，倒不如说是江泽民总书记跟我们的那次座谈。他在座谈会上跟我们讲，他如何从一名技术员成长起来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青年人要成才，必须走艰苦磨炼之路。
齐鲁晚报：于是你从中得到了激励。
伍皓：是啊。那次座谈后，毕业时我就想到西藏去。所以1992年就给胡锦涛同志写信，因为他当时在那里主政。同时写信给郭超人，想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去工作。在那之前的10年，我们的北大师兄唯一一位主动要求去西藏的是胡春华，他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再就是郭超人，上世纪60年代到西藏去，90年代已经是新华社社长。他们的经历很是激励我。
齐鲁晚报：若是现在，你还会写信吗？
伍皓：写什么呢？没有问题可以写啊。如果这次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下来任一个州的宣传部长，我觉得是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的话，可能会写信给书记、省长反映自己的要求，但我现在工作热情很高啊，觉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没有任何个人问题需要写信反映。那时候写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像现在的大学生求职投简历一样”。
“很多官员并不懂政治哲学”
齐鲁晚报：我注意到，云南大学请你做特聘教授、硕导，你选择了政治哲学方向，这好像并不是你的专业。
伍皓：政治哲学本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当年学习的专业。但这些年的积累与学习，让我相信自己可以当好这个导师。之所以选择政治哲学，是因为政治哲学太重要了，而现在就我的观察而言，很多人虽然从政，却并不懂政治哲学。当下官场需要政治哲学的理念引导，而我选择政治哲学，就是希望能够从理念到实践做出更多的探索。
齐鲁晚报：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觉得你适合到更宽阔的舞台上，那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伍皓：也不是，当然这也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但如果我的理念没有得到实践检验，又怎么让别人信服？到了红河，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地方。
齐鲁晚报：如果从政治哲学硕导这一学者的角度上讲，你认为当下官场的容忍度如何？
伍皓：当一些新的执政理念还没有成为共识，成为共同的自觉实践的时候，一些人率先去探索去尝试了，大家就会觉得他很个性、很另类。但最终这些新的尝试成为共识之后，就不会再认为个性、另类了。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待眼下一些比较受关注的“个性官员”？
伍皓：我也关注了很多所谓的“个性官员”。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有些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不是为了务实地去推动进步，而是靠异于常态的言行去博取眼球，赢得个人名声，让自己成为所谓的“明星官员”。像湖南有一个所谓的“个性官员”，我就很不认同。他不停地向一些名人发起挑战，不停地曝光所谓“官场潜规则”，在网上赢得极大关注，但细细一想，没有做过什么事是推动了社会进步的。
齐鲁晚报：从政三年，你现在心中有没有什么疑惑渴望找人诉说？
伍皓：我的心中没有疑惑。记者 石念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