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高度关注的地震极重灾区，成都都江堰市在灾后重建中，面对诸多矛盾和困难，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充分利用当地基层民主发展的良好基础，积极培育村(社区)议事会、监事会等自治组织，探索完善“八步议事法”等基层民主制度，在深化基层民主中创新社会管理，破解了灾后重建的诸多难题。都江堰市的探索创新，对灾区步入“后重建”时期的发展有何启示？对各地的基层治理尤其是村级治理又带来哪些有益经验？
特邀嘉宾：
刘俊林 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市委书记
裴泽庆 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
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既要合乎民情，更要顺乎民意，让阳光照亮每一道程序，让民主贯穿每一个过程
矛盾“溶解剂” 发展“助推器”(治理者说)
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既要合乎民情，更要顺乎民意，让阳光照亮每一道程序，让民主贯穿每一个过程，这是成都市各级干部在灾后重建中推进基层民主、创新社会管理的深切感受，也是近年来都江堰市在基层治理中的不懈探索。
合乎民情，各项政策措施才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我们发动各级干部深入村组、板房、街巷，广泛召开“坝坝会”、“巷巷会”、“板房夜话”，深入了解群众意愿，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群众广泛接受的灾后重建政策，使受损程度不同、经济条件不同、重建意愿不同的群众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重建方式。在重建规划编制过程中，100多家规划机构将办公室从“写字楼”搬进了田间地头，平日里拿惯锄头的农民罕见地当起了规划专家的“老师”、“顾问”。正是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之上，灾后重建政策、规划成为群众的共同意志，为科学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顺乎民意，是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关键。近年来，都江堰市积极创新村级治理机制，设立“村民议事会”，对村级事务的提议、执行和监督形成了 “提出议题、审核议题、公告议题、讨论议题、表决议题、公告决定、执行决定、监督反馈”的“八步议事法”。正是有了这些制度创新，基层民主才有了现实保障，群众的参与性和主体性才能发挥。在灾后重建中，都江堰市确保“住房如何建、住房谁来建、小区谁来管、发展谁受益”等四方面的“群众说了算”。
去年，全市村民议事会受理群众议题比2009年增加21%，同时农村信访件次比2009年下降22.6%。
这一增一减，从一个侧面说明基层民主的发展，是各种阻力和矛盾的“溶解剂”。在全国各地征地拆迁千难万难的情况下，都江堰市在近两年期间拆除危房1550余栋、征用拆迁上万亩，却未发生一起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另一方面，基层民主也是地方发展的“助推器”，广大群众创造性地探索出了12种城市住房重建模式和10种农村住房重建模式，加快了灾后重建进程。基层民主的发展，使群众的气顺了，心齐了，发展干劲更足了。
经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都江堰市，正在积极探索将灾后重建的宝贵经验制度化、常态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群众成为重大决策参与者、美好家园建设者、基层自治主导者，努力开创共建共享的科学发展新局面。
群众主体地位需要具体化、制度化，通过制度载体，既明确基层党委政府和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又鼓励基层群众提升自我管理水平
把群众主体性植入制度载体(旁观者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主体创造性一旦被充分激发出来，就会形成推动社会走向“善治”的强大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挖掘群众的主体创造性，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多次实地调查和研究，都江堰市的以“八步议事法”为代表的农村治理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为谁治理、由谁治理，是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回应群众主体地位问题。“八步议事法”作为都江堰村民议事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受到群众认可和支持，关键的一条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产权制度改革、灾后恢复重建、农民补偿安置集体资产管理、安居住房分配等问题上，通过“八步议事法”，把群众主体地位具体化、制度化了。
实践证明，基层民主是基层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和权利保障机制。但是，用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来释放基层民主的内在价值，在我国农村仍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有赖于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江堰市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双重背景，推动实行了村民议事会制度以及“八步议事法”，在选举、管理、决策、监督等各个环节，都体现了基层群众意志，顺应了基层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而使基层民主更加具有生命力。
过去，在农村尤其是村一级，议事决事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这不仅容易导致乡(镇)、村之间权责不明晰，还容易滋生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现在，“八步议事法”等通过制度规定的形式，明确了“议事”须走“八步”，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既有效避免了乡镇一级的越俎代庖和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又有力保证了基层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科学、有序。
基层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善治”。一方面，需要明确基层党委政府和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又鼓励基层群众提升自我管理水平。透过“八步议事法”，我们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治理价值，即主体是群众，方法是民主，目的是善治，关键是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