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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岔村村口有棵树，七八米高，枝杈错综，长在20多平米见方的空地上。被人工平整过的这个空地，除了这棵树，还有一堵照壁，飞檐翘角，朱颜勾勒，上面写着“中国乳娘村”几个黑色大字。
这是山西省大同市东北25公里外，一个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村庄，冬季漫长且寒冷干燥。如果没有“中国乳娘村”那几个字，这里和任何一个西部村庄无异。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只有六七百名常住人口的小村，帮助大同市福利院寄养了千余名孤残儿童，在研究者那里，这被冠以“大同模式”。
“大同模式”是中国最早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尝试之举，最初在山西省内全面开花，很多村庄参与其中，一时间乳娘村遍地，但随着时光流转，如今只剩下散岔村一处。观察人士说，乳娘村由多变寡的现实，应引起对中国孤残儿童寄养制度现实的考量。
“遥远”的村庄
32岁的王斌正在村口放羊。每天下午一点，他出来放羊，见太阳落山就回家。
一群羊四处啃干黄的枯草，王斌盘腿坐在一边，无所事事地拿着一根杆子，偶尔驱赶一下跑远的羊。杆子的一端，系着一只小布娃娃，粉红色的，像是孩子的玩具。
“我们自家三个小孩。一个11岁，男孩；老二7岁，女孩；老三2岁，女孩。不打算再生了。代养了3个福利院孩子，自愿的，养了好几年了。”他一边扬着羊鞭子，一边说。
村子不大，从西往东，不过一里多地，一条土路横贯其中。天气好的时候，女人和老人们会聚在村庄中部的那个黄土坡下面晒太阳。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孩子们则在周围各自玩耍。
那些孩子，都是大同市福利院寄养在此的孤残儿童，脑瘫、智障或者唇裂、断肢等等，他们在阳光下大多独自玩耍，见到陌生人过来，会扭过头，身子却不转，入神地望着你。有的孩子会踉跄着朝你走来，嘴巴里念念有词，嘴巴一翘一翘，却不是笑容，目光里如沙漠般死寂；还有些孩子，就坐在自家门口，并不往人多的土坡上去，在阳光下，就像一尊微型雕塑。
散岔村是大同县周士庄镇下辖的一个村子。大同县与大同市同名，是京津风沙源重点整治区。散岔村无论是到大同市还是大同县或者周士庄镇，都差不多远。
但路途却有点漫长。从大同市城区前来，先搭乘去阳高县的过路车，下车后要步行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后一段路，就是在黄土沟壑里走，才能到达。这一路走起来满眼全是黄土，很远处学校的广播声传过来，飘忽不定。喜鹊很多，贴着地面乱飞，不惧人。偶尔来回的卡车，都是满载沙土和砖块。
村子大部分人家守着一亩三分地，但缺水，收成也不是很好，像王斌这样养羊的，日子就算过得不赖。近些年村子里发现有铁，于是有城里的富人过来开矿。村民们只是一车车铁粉矿石拉出去，既解决不了就业，也分不了红。
穷村的坚守
很多村民都说，这不就是帮着带带孩子的事儿嘛，闲着也是闲着，还能拿些补助，挺正常的事儿。但在不断接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褒奖中，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于是更小心地爱护着自己的名声。
不少村民并不习惯接受独自前来的记者的采访，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问候，他们也会一脸警惕，要么沉默，要么闪开，然后在背后窃窃私语：“谁知道这人来做啥呢？”
在村子里，为了便于孤儿的管理，设立了两个组长，他们是福利院与村庄联系的中间人。赵金梅是一组组长，这天下午，她在村口和人聊天，不断提醒记者：“你和组织上打招呼了吗？”
村支部书记王挺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散岔村人为福利院代养了1300名孤儿，现在村里寄养了大约320名孤儿，其中90%以上都有残疾，如先天性唇腭裂、肢体残疾、视力障碍。
大同市福利院的资料显示，1964年至1997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且大同市交通较为发达，社会流动人口较多，弃婴的数量相对多，促使养育模式向家庭寄养方式发展，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家庭寄养工作逐步形成。
在这33年里，大同市形成了以散岔、解庄、西骆驼坊、上榆涧、唐家堡为中心的4区2县15个乡镇38个村200多个家庭的辐射育孤网络，寄养家庭虽多，但相对集中。从那时起，共有7000多名孤残儿童在1500个寄养家庭中被抚养长大。
不过，这个网已经在经济发展的冲击下被击破了，散岔村成为坚守“乳娘经济”的最后一村。
大同市福利院的分析报告对此也有表述：1985年，寄养儿童生活费标准是每年276元，那时西骆驼坊村人均年收入是300元，解庄村和上榆涧村分别为110元和115元，而散岔村不过90元。这一年，收入最高的西骆驼坊村不再寄养孤残儿童，散岔村、解庄村和上榆涧村寄养孩子的数量不分上下，分别是48人、52人和51人。
1995年，年寄养儿童生活费标准提高到人均1200元，但这并没有引起更多村民的热情。这一年，人均年收入达到1500元的上榆涧村也退出乳娘村的队伍。此时，解庄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2000元，因为历史原因，还有3名孤残儿童。这一年，散岔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元，保有寄养儿童51人。
最近一次全面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散岔村保有寄养儿童103人，此时，该村人均年收入为1500元，远低于另外三个曾经的乳娘村，西骆驼坊村和解庄村已经达到人均年收入5000元，稍弱的上榆涧村也有3500元。而此时寄养一个孤儿，可以从福利院获得3000元生活费。这个钱，对于散岔村的很多村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党孩的村庄
这个最后的乳娘村里，黄土和贫穷的底色下，孤儿们各自生长着。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从出生那一刻就在不断变化：花坛边、厕所里、大街上、火车站、医院里……但在他们被好心人送往福利院之前，他们拥有的，只是襁褓内的那一块小地方。经过福利院的周转，他们最终和散岔村相遇。
他们有了新的父母，也有了统一的姓：党。
“我们家的党孩儿可闹腾了，费神。”王斌说，他家有三个党孩儿，一个脑瘫，一个豁嘴，都快3岁了，另一个小家伙1岁多了，心脏病，也没啥个反应，和正常人一样，能吃能喝。1元6毛7一斤的牛奶，2斤装一罐，一个孩子一天要喝一罐，小商贩开着面包车来兜售。
村民王二板是个年轻的女人，丈夫在城里打工，隔三差五回村一次，她一人带着三个党孩儿。喂药，熬糊，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脑瘫孩子不睡觉时会不停地哭，有时还会去咬另外两个睡在土炕上的孩子，惹得都哭起来，没停。无奈之下，王二板只好拿红绳子将脑瘫孩子拴在窗户上，不让他四处乱爬。
“脑瘫孩子一变天就难过，哭。”王斌说着，甩了甩鞭子一端的那个布娃娃。今年雨水少，孩子哭得也就少，但地上就干了，草长不起来，羊就受苦了。
“孩子一长到三四岁就被福利院要走了，然后(福利院)补小的给你。”王斌说，但也有例外。
大多数乳娘村的孩子大了以后，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会尽力给他们安排工作，但还有一些孩子安排不了，只有跟着乳娘们继续生活，政府继续给他们发放每月260元的低保。
15岁的宝锁，是赵金梅带大的党孩，如今跟赵金梅的夫家姓王，继续在此生活。这个姑娘长得很俊俏，个子高挑，也很苗条，不过她走路时，一只空的袖子轻轻晃荡着，短发也特地垂下来，挡住那只不存在的耳朵。
天伦孕育基金的志愿者陈乃岩多次来该村，15岁的王宝锁很害羞，不敢上去说话，却总会跟着看，欲说还休的样子。
陈乃岩主动和她说话，一下子就很熟悉起来。这个小姑娘其实性格很开朗，爱笑。与她相处数日，志愿者们都感觉，一直以来，她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猫，对外界充满了渴望和好奇，也对来自外界的一切充满兴趣。
陈乃岩问她，你喜欢看书吗？她说喜欢，但看得少，村子里没啥书，曾经不知道从哪看了一本书，叫做《如何做一个坏人》。这话让陈乃岩吃了一惊。
宝锁还用很多时间去抄歌词，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都被她工整地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很多曲目，她从没听过，依旧不断地抄，然后与身边的那些进过城的好朋友交换来看。这些寄居在散岔村的半大的党孩儿们，有时也会彼此交换看日记，聊聊彼此的心情。
15岁的宝锁已不上学了，整天在村口附近游荡，无所事事。这些党孩儿们就像落下的雨水，似乎都在寻找各自流向大海的河渠。
流水的党孩儿，铁打的乳娘
王斌家已经寄养过好几个党孩儿，长大到三四岁，如果不打算收养，福利院就会将孩子带走，再去别处寻找合适的家庭收养。所以每过几年，村子里总会有些新面孔的孩子出现，也会有些孩子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有村民戏称：流水的党孩儿，铁打的乳娘。
乳娘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早些时候，在四大乳娘村之一的解庄村，有一个叫做郭日莲的乳娘，先后生育子女9名，存活4名。从 25 岁开始，40多年里先后代养了 25 名党孩儿， 23 名被人领养，自己留下了两个残儿代养至今。其中一年最多被领养的党孩儿有6个。每一次儿童被领养，郭日莲都会大哭一场。
为了培养好孤残儿童，在大同福利院的协助下，散岔村开展了“四放心乳娘”(生活保障、德智教育、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四项康复”(心理康复、功能康复、社会康复、教育康复)等培训和活动。在整个寄养过程中，被寄养的孩子不会根据年龄段划分，重新再寄养到其他家庭中，而是在寄养之初就形成一种“终身制”的寄养模式。
每天早上，乳娘王二板都要把孩子们排成一排，喂孩子们饭。即使在吃饭的时候，脑瘫的孩子也不停地哭闹、挣扎。喂完饭以后，再给孩子们喂水。
下午两点，王二板为脑瘫党孩儿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抱着去“村委会康复中心”做康复训练。村委会康复中心在村东头，王二板家在村西头，快步走去要十多分钟，她每天都要抱着党孩儿走一个来回。路途中，党孩儿一直不停地哭闹和挣扎，王二板不停地跟孩子说：“不要哭，不然冷风会进肚子里的……”
王二板的亲生小女儿在城里上学，每周五放学后，会坐着村里唯一的一趟公车从镇上赶回村里。孩子太小，还不会洗衣服，每周回来衣服都是脏兮兮的，妈妈看了很心疼，每次都给女儿做一桌丰盛的饭菜。但她依旧把党孩儿抱在怀里，不时逗一下，或者用筷子蘸点鲜汤，在孩子嘴角轻轻点一下。
“视如己出。”在村子里住了6天的志愿者陈乃岩评价这里的乳娘。这一点让她很感动，“这些乳娘真挺不容易，都是好人。”
王斌在村口放羊的时候，几位乳娘正抱着孩子站在“中国乳娘村”的照壁下聊天，一个个笑逐颜开，远远地望着，王斌也笑了，“这些女人，整天守着这么些孩子，不知道乐个啥。”
正说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党孩儿从乳娘身边平跑开，一直往羊群这边跑，等那乳娘回过神，吓了一跳，立即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喊着，“跑啥，别摔了……呀，这孩子野着哩，啧啧……”
乳娘们领养孩子，有的是因为传统，有的是为了赚钱，但也有别的原因。
一位姓曾的乳娘，前年领养了两个先天性脑瘫的党孩儿。她说：“以前，我爱人生病，腿脚一直不灵活，找了很多大夫，总治不好，根本无法下地干活。还有，我自己生的两个儿子，都是二十好几，始终找不到对象，也没有工作，成天在家晃来晃去，无所事事。那时我真是愁死了！”
“但自从前年我领养了这两个孩子以后，我家一切都变了，儿子都已经结婚，现在在城里打工，工作很稳定，而且还给生了一个孙子。我爱人也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到半年就治好了腿。我家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她开心地亲着党孩的脸蛋。在她看来，这两个脑瘫的党孩儿就是她家的福星。
太阳逐渐落下，原本站在照壁那说笑的乳娘们各自回家，从村外回家的男人，有的骑着摩托，有的赶着马车，陆陆续续经过“中国乳娘村”那几个字。而此时，王斌也开始赶着羊，从照壁下经过，回家，他也该替换一下妻子，给土炕上的党孩儿们喂一口奶。
又一天就这样从散岔村溜了过去。 (刘炎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