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算起来，“公车改革”提出来已有20多年了，虽改革之声此起彼伏，但公众始终不满意，并质疑公车改革一直在挂“空挡”，未能真正实现起步。对泗县交通局公车样本的调查，只不过是基层公车现状的一个缩影。透过泗县交通局对公车“严格管理”、拍卖旧车的背后，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是，“公车改革”难题应如何真正破解。
超编配车、公车私用、车轮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甩给纳税人一个日益沉重的行政开支负担。据统计，目前，中国一辆公务车每年的运行成本至少需6万元，大部分地区在10万元左右。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7年11月30日，中国公务车共5221755辆，这些车一年共消耗4000多亿元。
我们并不缺乏关于公车的改革方案：从副部级以下官员改开私车，到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再到前段时间北京宣布冻结公车数量……但一系列公车改革方案接连登台后，公众的感觉仍是成效不显著。
心切之下，有人提议，“公车应当统一车身颜色，统一车标，像出租车一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公车”；还有人建议，“公务用车应该实施实时GPS定位，公众可通过网站查询并进行监督”；更有付诸行动者，用手中的DV拍摄公车私用的情况，然后放在互联网上予以曝光……
上述民间智慧实属“偏方”。面对急剧膨胀的公车数量，难道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
过度追求制度的精细设计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我们不妨跳出来直击最基本的事实。公车从哪里来？公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那么试问，如果标价三四十万元的豪华越野车都让官员们自己掏腰包购买，公车的数量还会如现在这般膨胀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继续追问：那些违规配车和超标配车，是如何从财政列支资金的？有没有履行严格的财务程序，有没有经过人大的预算审议？是不是某位领导说一句话，公共财政就开始掏钱？如果公共财政处在阳光下运行，公共资金的每一笔流向全部公开透明，全部接受人大监督和公众监督，违规配专车的情况就会降至最低限度。反过来说，公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之所以屡屡以失败而告终，很大程度上就“败”在不透明的财政上。
如果你追着任何一个公车超编单位的负责人询问原因，他肯定可以列举出种种理由证明购置公车的合理性。采访中，一位受访者对我说，和很多地方比，安徽泗县的公车超编情况其实并不严重。据他所知，某些县的局长一般都有3辆车：因为要跑远路，所以要买一辆越野车；因为招商引资任务大，所以要再买一辆商务车；最后还得有一辆车供平时上下班用。
这足以证明，购置公车的“合理性”不能仅凭受益者自说自话，也不能仅凭某个领导的签字，而应该经过民意的考量。
公车改革不能光说不练。但是改革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何况公车的受益者是各级官员，公车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各级官员。所谓“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公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通过预算审查，遏制公车消费的资金来源。
公车改革千头万绪，但总该有一个开头。我认为，公车改革首先应先弄清楚全国的公车数量并予以公布，供社会监督。如果我们连基数都搞不清，改革又从何谈起呢？田国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