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随母亲高兴地走出广州火车站。（资料图片）记者莫伟浓摄
市总工会与本报联合推出广州市农民工大型调研报告
广州是农民工使用大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与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与建设幸福广州也密不可分。“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广州市总工会与本报联合开展了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细致分析广州市农民工的幸福感状况，调研报告昨日出炉。
策划/ 江小川 刘海健
文/ 记者廖靖文 通讯员史功汇
农民工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人
2011年初，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出炉，结果显示，广州市居民幸福感得分为73.9。而采用相同的统计方法，此次调研显示，广州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仅为68.23分，差距是相当明显的，“外地人幸福感低于本地人”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而从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65分，高于男性农民工的67.81分。分析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女性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但男性仍然较女性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工作和心理负荷，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付出更多。
制造业和普通服务业农民工幸福感最低
调研报告显示，从事公共服务业和酒店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幸福感比较高，而从事制造和普通饮食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幸福感比较低，得分分别为68.75、64.16和63.13分。
传统认为，环卫行业农民工的幸福感可能是最低的，但是结果出乎意料。分析认为，由于近两年来广州环卫行业劳动关系矛盾恶化，各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从事普通饮食行业的农民工，一般年纪相对较小，而环卫行业的农民工，一般都是40岁~50岁人员，在心态等方面，年轻人不如上一代人，幸福感也就相对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
略低于传统农民工
个案：儿子表示离幸福很远
此次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04，略低于传统农民工的68.56分。在问卷的开放性问题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回答透露出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保）的渴望、对孤独感（主要是婚恋方面）和迷茫感（未来发展）以及物价（特别是房价）上涨的无奈。
42岁的老林是湖南人，来广州打工已经十多年，妻子也在他工作的地方附近做家政。“两个小孩读书的钱都是在广州赚到的”，老林家已经在老家盖起了房子，小儿子还在上高中，他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挺满意。
去年，19岁的儿子也随父亲来到新市的制鞋厂打工，可小伙子1年多来已经跳了两次槽。跟父母不同，小林一个月工资剩下来的不多，目前的生活，他认为“离幸福还很远”。
家庭因素
是幸福感最重要源泉
个案：“与家人在一起体面工作就是幸福”
本次调研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这是整个调研报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结果。
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清洁工莲姐是海珠区一家物业公司的清洁工，她的丈夫在这个物业公司当了6年的保安员，3年前，莲姐也来到广州与丈夫团聚。3年来，莲姐的工资两个月前才增加到1600元，属于收入较低的群体，但莲姐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相比起以前一家人分开，能够团聚就很不错了”。
工会建议：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根据此次调研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权重及满意度赋值的分析，综合近年来有关部门和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市总工会对提升农民工幸福感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是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目前来看，主要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线，另一种是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比较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毕竟只是一种保底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是调整劳资关系、保护工人权益的更重要的制度，特别是其中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于弥补市场化工资制度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要紧密合作，大力推行“地区谈保底、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工资集体协商三级体制；在当前区域工会和企业工会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要推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加紧改变行业协会建设相对滞后的状况，培养协商人才，研究行业工资标准，为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打好基础。
加大力度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近年来受到高度重视，调研显示， 54.78%的传统农民工和29.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政府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能提高其幸福感。
广州2010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但大部分普通农民工的子女难以得到实质的好处，解决就学问题主要还是依靠民办学校。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动用社会力量来提升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一是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力量，动员广大青年和学生走进民办学校支教；
二是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师资力量对民办学校的支持；
三是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户籍问题脱钩，实行无条件的公平义务教育，其核心即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