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按通常的说法是产生了“三人组合”，即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然而，对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如董必武和陈潭秋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相关回忆，在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中还有中共一大中央临时委员会为四人的说法。不过一般都被视为个人回忆仅作参考，或认为是孤证而没有引起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鲜为人知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清楚说明，中共一大选举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虽然名单没有提及是否注明了时间，以及从何而来等细节，但是仅仅从它所反映的九人名单，就几乎颠覆了以往有关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局成员为三人的说法，值得细致地分析和研究。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通常被作为反映中共一大实际情况的重要档案文件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指出的：“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未确定因素，即可以推导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即：书记处的同志兼任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工作。如李达和张国焘两人所回忆的：两人既是中央局成员又分别兼任组织和宣传工作。还有一种是选出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再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的同志。因为按通常的惯例，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应该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工作部门。如果是这样，当时选出的人可能就不止三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似乎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记载，还是李达、张国焘等当事人的回忆，是否完全可靠、准确，要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因为年代久远，档案记载和个人回忆都有可能不完整、不真实。但这些档案和回忆，却使我们在审视历史、研究党的一大的选举结果时，有了新的角度和依据。
二、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依照中共一大参加者董必武所基本认可的、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九人名单，和通常的说法显然有所区别。在这个九人名单中，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是委员，周佛海是副书记，李达是宣传鼓动主任，杨明斋是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是宣传部副部长。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名单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周佛海任副书记。对陈独秀来说，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声望和影响，以他在五四运动以来为党的创立所作的重大贡献，担任总书记，名正言顺。但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人们对这件事一直感到蹊跷。周佛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共一大党纲和政纲的审查，大会召开时和毛泽东一起担任记录，然而凭这些就让他来代理书记一职？如果联系这份选举其为副书记的档案，则周佛海在《往矣集》中所说的“仲甫(即陈独秀)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便合情合理了。
二是李大钊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原来的“三人组合”中没有李大钊，是最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有着极为突出的贡献。虽然因为事务繁忙，他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会议。但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而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入，实在不合情理。何况，李大钊不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还在他领导建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担任书记。结果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只有负责宣传工作的张国焘，却没有担任书记的李大钊，这也使人费解。董必武在1937年回忆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是将李大钊和陈独秀相提并论，但是他关于李大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回忆未能得到采纳，而九人名单能够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令人信服。
三是李汉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过程中，李汉俊和李达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先后代理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在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广州后的一段时间，是李汉俊负责党的日常事务，包括给各地写信联系等。一大召开前，李汉俊参加了党纲与政纲的审查。会议召开时，也是李汉俊把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其兄李书城家作为会议地点。所以，董必武在1937年回忆说李汉俊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确实合情合理。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刘仁静就说他投了李汉俊一票，但因为张国焘搞小动作，李汉俊没有被选上。
四是毛泽东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组织湖南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在湖南发起自治运动等，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参加中共一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也在情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曾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是代表湖南的团组织而不是党组织来参加大会的。这会不会成为毛泽东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理由呢？当然不能。李达回忆毛泽东是代表湖南青年团参加中共一大，或许是历史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组织之间，并没有像以后明确的定性和区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李达，都没有把党的早期组织和团组织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甚至有时把团的组织也理解为党的早期组织。
五是杨明斋的问题。杨明斋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却被选为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这有可能性和合理性吗？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旅俄华工，杨明斋在十月革命期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战争结束后被送到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到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和助手到中国，陪同魏金斯基在北京多次和李大钊会见，到上海和陈独秀等人多次会谈，商讨发起建党事宜，推动和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中俄通讯社，担任外国语学社的社长和教员，并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出版工作；直接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推动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1921年春，他和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三大。同年6月，和张太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杨明斋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对党的创建工作的贡献和实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担任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是完全适宜和胜任的。特别是他在沟通和联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
三、考察后的初步看法
从通常所说的中央局的“三人组合”(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确定表述；从斯穆尔基斯信中所说的四人，到陈潭秋回忆的六人(即除了前面的“三人组合”外，还有候补者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再到董必武所说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九人名单，通过对上述至少5种不同说法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看法：
都有一定的真实性。考察和研究历史，论证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同客观事实完全符合和相同是很不容易的。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提供重要的、可贵的线索，但因为各种原因，产生错误和偏差也是难免的。而原始档案无疑更具有可信度。虽然，原始档案也有错误和纰漏。如上述的中央委员会九人名单中，组织部就只有副部长，没有部长。而通常所说的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就应该是组织部部长。这一点没有在档案中反映出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纰漏。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这份名单的真实性。而其他的信件、回忆和文件，都只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的某个片断、某些方面，显得不太全面。
都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应该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九人名单，同“三人组合”、六人名单在许多内容上有一致性。如陈独秀担任书记或称总书记，称谓略有区别，但并无本质的区别；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和担任宣传鼓动主任，两者完全吻合；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杨明斋任副职。董必武提到的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四人全部可以囊括。陈潭秋在回忆中提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者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在九人委员会名单中全都有所反映：周佛海担任副书记，李汉俊担任委员，刘仁静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无一遗漏。新加的人员，就是三位：李大钊、毛泽东和杨明斋。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按照斯穆尔基斯信中的说法，中共一大产生了四个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除了通常所说的“三人组合”有可能就是加上副书记周佛海。在严格意义上来看，书记、副书记和分管组织、宣传的四个人在中央委员会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与其他的副部长和委员有所区别。斯穆尔基斯应该不会无中生有随意编造，他肯定也是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到中共三大选举时，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基础上又产生了中央局和中央政治局，这样就分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所以，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比较粗放的形态，组织、宣传等部门本应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工作机构，在中共一大时却呈现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这也反映了党创建初期还不成熟的实际情况。在以后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就作了区分，如中共三大选举出了中央委员会，还有中央局、中央政治局，而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就不再列入中央委员会之内了。
由于档案文献资料的上述真实性、包容性、合理性，使我们对中共一大选举的不同说法，能够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和排斥。也许，这个结论还不能让所有人完全赞同，但随着材料发掘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也并非没有可能。同时，档案、文献和回忆等资料还可以互相补充、印证，匡正谬误。当然，这要求我们必须收集尽可能丰富和完整的资料作为基础。(文中照片为中共一大代表)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链接] 关于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各种说法
依现有资料，较早在回忆录中提到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是李达。他在1954年2月23日写道：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央工作部，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张国焘在1971年的回忆中非常肯定地指出，中共一大经过讨论，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织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
刘仁静1979年的回忆和张国焘的说法相同。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持同样观点。如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1980年指出：中共一大代表们“选举了陈独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和李达(负责宣传)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
不同的说法其实也一直存在，如1937年，董必武曾在回忆中谈到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具体人数。1936年六七月间，陈潭秋在关于《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也有与“三人组合”不同的说法。他指出：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得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而“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而早在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信中没有列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四人名单，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提及。
九人名单的说法来自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这份名单出现在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在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信中写道：“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宣传鼓动主任)，周佛海(副书记)，杨明斋(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宣传部副部长)，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对于名单的可靠性，董必武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并没有提出质疑。李 蓉 孙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