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友爆料,四川省巴中市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四区县均系国家级农业贫困县,但是却共有44位正副县长。其中通江县10个(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巴州区11个(1正9副1助理),平昌县12个(1正11副),超编50%以上。经记者查证,除平昌县应是1正9副外,其他基本属实。(5月4日《南方日报》)
干部超配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媒体时不时就会报道这样的例子。至于干部超配的原因,或者说是借口,也已经不用再分析了。比如:挂职的、兼任的、军转安置的、招商引资奖励的、机构改革导致的、方便工作开展的、为了调动积极性的,等等。此地无银三百两,每一个超编都可以找到一两个理由,但有多少理由站得住脚,不仅世人一听便知,估计讲述理由者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
制度政治学研究者将干部超配的原因归结到我国“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公务员制度,看似十分有理。但我们还要追问,《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领导职数不是有明确规定吗?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超配,一个萝卜一个坑,还需要“下”吗,还需要“出”吗?
干部超配,表面的影响是加重财政负担,但深层次的影响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官僚习气弥漫,内耗严重,效率低下,有人不干事,有事没人干,为了待遇和福利,又必然穷尽方法创收,从而导致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恶性循环,而这正可能是这些地区之所以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近,武汉、山东一些地方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庸”风暴,之所以“庸”象频出,缺乏监督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背后的“臃”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要“治庸”很有必要先治“臃”。不治“臃”,“治庸”就只能是一时的风暴,风暴一过,“庸”风就会又起。
对干部超配的治理问题,不是缺乏规章制度,而是缺乏执行力,一些地方不把中央政策当回事,不把舆论监督当回事,不把民意当回事。
(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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