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区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进行例行维修。虽然那闻名的青砖黛瓦间杂红色西洋雕花的石库门房子几乎被一层层的脚手架包裹，但照常开放的纪念馆依然访客盈门。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迄今已有约1500万人次前来参观。
90年前，古老贫瘠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0多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共产党人代表全国50多名中共党员在位于法租界的这所中西合璧建筑中，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如今，这些人均已离世，中共已经拥有党员近8000万名。中共经过60多年的执政，也已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在上海留学的荷兰小伙弗·阿·克莱弗在中共一大会址的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照片上这位长相英俊的男青年是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克莱弗有些不解：“介绍上说他已经脱党，并被处死，为什么还被允许摆放在这里？”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1922年秋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处死。”——陈公博的照片下印着这样的中英文说明。
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陈列了参加一大的全部13名出席者的照片，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委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13名出席者中，既有新中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也有在红军长征时进行过分裂活动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张国焘；既有与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也有因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汉奸而被处死或判无期徒刑的陈公博、周佛海。
仔细观看说明会发现，照片陈列顺序既非按职位高低，也非按姓氏笔画或拼音，而是根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时间先后，分别列出了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旅日早期组织的代表。
虽然参加一大的代表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有别，担任的职务不同，最终的归宿相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但作为党的创建人，毕竟是一段客观的历史，所以中共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加以介绍，对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活动和贡献给予肯定。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介绍，最初并非如此陈列。
1952年，一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时，有关出席者的资料，只陈列了6名，后来曾增加到7位。把13人全部陈列出来是在1986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上也有所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并排在最后。直到1999年新馆扩建，照片才一样大小，并按照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先后陈列。
“将包惠僧放在最后，因为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出席者。”倪兴祥说。
自称是一大会址“守门人”的倪兴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7年。“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晴雨表’，从13名出席者在这里的‘命运变迁’，可以看出中共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他说。
普遍认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出席者陈列顺序的变化是中共坦诚开明的一个折射点。时隔8年多相继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党史》)第一卷(1921-1949年)和第二卷(1949-1978年)，也以“成就讲够、错误讲透”的修史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只有真实地呈现历史原貌，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骄说成功，不讳言失败，这是任何一个成熟开明的大党应有的风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党史》两卷本“著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9月，《党史》第一卷出版之际正逢中共十六大召开。今年1月《党史》第二卷出版，迎来了中共成立9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党史》两卷本既充分肯定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又客观分析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是撰写《党史》的根本目的。
翻开170多万字的《党史》两卷4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林彪……一些曾被“脸谱化的人物”，在这里得到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曾参与《党史》第一卷编撰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对记者说：“比较典型的是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这位在建党历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共创始人，总体而言评价越来越客观中肯。”
《党史》不仅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贡献，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固然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已不再使用“投降主义”一词，而表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右倾错误”。
对王明的评价也如是。《党史》既指出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同时也对王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八一宣言”，以及他在东北抗日联军问题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陈独秀、王明等的评价，是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问题上的折射。随着中共建设思路的变化，对党内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个以抓经济建设，以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政党，是能够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看待问题的。因此，只要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无论后来有怎样的曲折变化，都会进行客观呈现。”戴焰军说。
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二卷本中多有枚举。比如关于林彪，《党史》既对林彪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进行彻底揭露，同时也肯定了他本人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
即使对蒋介石，《党史》在论述上也采取客观态度。在论及蒋介石与周恩来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庐山谈判”中，评述说：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合作、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党史》也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也是书中比较新颖和客观的提法。《党史》第二卷分析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建等领域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仅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首次进行地下核试验、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当然，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应该更大。
事实上，尊重历史原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但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比如一段时间“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过去中共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够全面和客观的地方。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特别是中共自身思想路线的端正，对很多历史问题愈益采取开明坦诚的态度，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李东朗说，中共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在其执政期间能够有这样的治史态度，恰恰体现了这个政党坦诚开放、成熟自信的风范，以及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建党宗旨。
来自河南安阳滑县的农民工严东月，和已经移民西班牙的杭州人王彩玲，久久凝视着正在整修的一大会址。严东月所在的施工队正在一大会址对面搭建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举行建党90周年的“红歌会”；而王彩玲服务的西班牙餐厅“庄源”也因毗邻一大会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让她的生意十分红火。
虽然已经在上海待了两年，严东月和王彩玲都还没有参观过一大会址。“不知道会维修成什么样子，开放了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表示。
倪馆长介绍说，维修后的一大会址除了强化防水和防蚀功能外，颜色可能会变“淡”。“也许有人会奇怪，90周年了，怎么不把自己弄得亮丽点？让颜色淡一些是为了更符合老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本色，更加接近历史原貌。”他说。 (记者李云路 许晓青 蔡敏 沈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