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胡星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
布达拉宫：人间与天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头上的布拉达宫都显得厚重而庄严，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尤其在近年新建广场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壮观。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五一”起，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预定，以限制参观人数，且大半宫室未开放。十三世达赖晚年和十四世达赖青少年时居住的东日光殿倒是可以进出，殿门左右悬挂两个虎皮权力棒，有些唬人，据传，以前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内。
但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座庞大的宫殿远观胜于近览。尽管周边开阔，但它自身重叠的墙壁和狭小的窗户，使得室内极为阴郁灰暗。即便在大白天，也只有在电灯的照射下，那些积累经年的金银宝石才反射出幽幽的光彩来。
丹增嘉措后来如是回忆他当年的寝宫：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下午二时就开始消褪，“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
1940年2月，在东大殿的狮子法座上，丹增嘉措完成坐床典礼，正式入驻布达拉宫。但在15岁亲政前，他只是这里名义上的主人，政事由摄政等上层官员把持。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僧袍而纯洁起来；头顶观世音化身光环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自然获得僧俗权贵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在争权夺利中，年幼的达赖喇嘛往往被视作傀儡，甚至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1815年到1875年的60年内，11岁的九世达赖，22岁的十世达赖，18岁的十一世达赖，20岁的十二世达赖，走马灯似的在布达拉宫暴亡。
就连丹增嘉措的父亲，也于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原本，由于家中出了达赖转世灵童，一家人从农民跃升为贵族，这是当时极少数的阶层流动通道。但从此卷入并不太平的权力场中。1950年代在达赖家人公馆里住过两年的司机吴多吉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中毒身亡的阴影一直在达赖大姐泽仁卓玛的心中挥之不去，乃至可能影响了她在大变革时的抉择。
比起那些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的农奴孩子，宫内的丹增嘉措至少得到了中世纪式最周到的生活服务。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仅三十多岁。藏人多年来已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这高寒地带艰苦生存，也造就了深宫大院内的无尽奢华。一部分人在教导其他人寄望来世的时候，自己却在享受现世。
丹增嘉措后来也承认：“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而当时的噶厦政府，“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这一切，都与佛陀所说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之法相去甚远。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原教旨何等纯洁，或后来如何自诩高明，一旦与缺乏约束的权力相结合，便会异化起来，甚至走向反面。14、15世纪之交，正是因为其时一些掌权僧侣穷奢极欲，违背戒律，宗喀巴大师才开创格鲁(意即善律)派，以重振佛法。孰料其后世弟子再度陷入权力的陷阱，重演堕落的轮回。
深宫之内的丹增嘉措日复一日地学经、玩耍、享受荣华，由儿童变为少年，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身边的僧俗权贵们手忙脚乱地求诸神谕，15岁的他被推到了历史的第一线，提前亲政。
昌都：战争与和平
走入昌都地委行署大院内，推开萨旺府(原昌都总管府)虚掩的小门进去，里面清理未尽，满地的尘埃和废弃纸张，据介绍是刚腾空不久拟作为文物专门保护起来。
1950年9月，当阿沛·阿旺晋美来到这里就任昌都总管时，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失序的局面。
彼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最初仅50多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数百万雄师，拿下了几乎整个中国，只待翻过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西藏。
与这个精神、实力都如日中天的强大力量相比，延续数百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此时已老态毕现，却依然做着万世一系的美梦。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其拒绝。他们藉以对抗的盾牌，只是险恶的环境、一万多名藏兵和境外一些反华势力。
解放军于10月6日发动昌都战役后，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情，直至11日前线残兵带回战败消息时，总管府才大为震惊。阿沛连日向拉萨告急，但拉萨的高官们迟迟不予回复，甚至依然故我到郊外欢宴。
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昌都地委党史办主任王喜良说，当时解放军那么快打下昌都，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多种研究中，藏军都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如《藏军史略》中记录：“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
在昌都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看来，昌都解放的顺利，群众支前也要居一功。昌都地处藏东康区，噶厦在此的统治力较为薄弱，因此对头人的统战工作和影响基层群众的工作相对易做。
《解放西藏史》载，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
与郊宴中顽固而颟顸的同僚不一样，身处前线的阿沛显然明白当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中国藏军》作者廖立考证，战前和战时，阿沛都曾力主和谈，但未获噶厦和昌都官员的多数同意。到解放军兵临昌都城下，他率部撤退至城西南三四十公里外的朱贡寺后，便直接派员与解放军联系接洽，10月24日谈判结束，藏军两千多人放下武器。
六十年前的历史拐弯处，就在昌都珠角拉山脚的一条小溪旁，如今已仅剩矮矮的墙基。新的朱贡寺已于“文革”后迁建至西边不远的山腰平坝上，为当地人耍坝子(游玩)之处，外人绝少造访。本刊记者循着一段土路盘上这里后，引来了喇嘛们善意的围观。掌钥喇嘛江村是个中年人，当年的故事，他听老喇嘛讲过，只有些依稀的印象。
朱贡寺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
亚东：利益与实力
从拉萨往南，沿着拉萨河，过了雅鲁藏布江，随冈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马拉雅山，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小城亚东。这一趟，藉着越野车和柏油路，本刊记者花了一整个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和他的家人、下属高官、随员，共计至少两百人，从布达拉宫地窖取走几十柜金银财宝，由乡间小道悄悄出走，同样循前面那条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达亚东。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产——骑墙和投机主义：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底线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立场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1904年，英国将领荣赫鹏率军取道亚东侵藏，十三世达赖组织抵抗失败，逃至外蒙向俄国求助。1910年，当清廷以革新之势整顿西藏事务并派军入藏时，他则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连荣赫鹏都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汉译)
正是十三世达赖的第二次外逃，改写了数百年来西藏上层社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政治轨迹，“藏独”问题延续至今。
对十三世达赖和他的后世而言，摇摆于大国之间，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之处。他们可以无视布达拉宫内供奉了三百年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越来越明确的主权原则，但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实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统治和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极少数人的消费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齐，绝大多数人却还在进行着原始的农耕与游牧。这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百年里仅仅维持一百万左右的人口数。
旧西藏的晚期，曾出现过一些改革图强的火花，但都在刚冒头时被扑灭。如从1913年开始，吃过多次败仗的十三世达赖推出扩军强兵计划，增税等措施威胁到了寺院集团的财源利益，他们也不愿看到接受较多现代新思想的青年军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达赖最终自行了断这一改革。
在五世达赖手中完备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达赖后来也表示，它在20世纪已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
然而，达赖自己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当年15岁的丹增嘉措，更不会想到如何才合乎时宜。据亚东的老人们回忆，达赖的队伍到来时，卫兵们很霸道，不许老百姓围观。当地的牲畜也被驱赶走，草场专供达赖的马帮。
看到亚东的美景，少年达赖私下里还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
亚东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誉，其实可能更像巫山、奉节那样的重庆小山城，高山狭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饭馆也特别多。不过天气更为多变，本刊记者到达的那个晚上，蒙蒙细雨尚未完全收停，抬头一看，竟有满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亚东是多种气候、环境的融合地，催生了农、牧、林、温泉等特色产业，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惜口岸未完全开放。
对1951年的十四世达赖来说，亚东关是畅通无阻的，但他没有翻过去。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城，他一路而过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宁寺，都有着交恶、流血、受辱的印记。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罗布林卡：妥协与崩溃
达赖和张经武的第二次正式会面，是在罗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达赖收下并向毛泽东像致敬。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七世达赖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比起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丹增嘉措更喜欢这个清新亮丽的地方，每年3月从布达拉宫搬到这里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罗布林卡是座花园式宫殿，小时候的丹增嘉措游乐其间，曾经因为顽皮，跌入湖中差点淹死。还曾不熟练地开着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到大树上。如今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解放前，罗布林卡尤其是黄墙(内墙)内的宫殿，除了达赖和少数达官贵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现在已辟为人民公园，每日游人纷至。
本刊记者来此探访时，邂逅一位叫做顿珠卓玛的藏族阿妈。她还是小女孩时，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远地听达赖在宫内讲经。她已去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参加过十四世达赖新宫的修建。从1954年开始建宫，她到这里给父亲送了两年的饭。
新宫名为达旦明久颇章，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浴室中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
藏语“达旦明久”，意为“永恒不变”。1951年，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进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军老战士娜喜回忆当初的急躁：“不是叫我们来解放西藏人民吗，怎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
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都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从和平解放一开始，中央及进藏工作人员便不断遭受挑衅与对抗。本刊记者在西藏接触的许多当事人，都有着忍受辱骂、被孤立的痛苦回忆。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变成了与虎谋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变化。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西藏几个省份的藏区也相继开始。克制数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报规划，拟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议程。
尽管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惧。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以图捍卫固有制度。
9月，中央发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不能性急。”接着，西藏工作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都进行大收缩，以示诚意。
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比内地更为接近客观真理。他难以解释缘由。或许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缓了，但六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怎么办？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捍卫者被刺激起来的心理并未消除，达赖也再度动摇。
1956年11月，在达赖应邀去印度参加佛陀诞生2500周年法事活动前夕，毛泽东认为“让他去好”，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在出访的周恩来三度面劝下，第二年初，达赖从印度回来。然而，随后的局面，已无法再用原来的办法处理。
这时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达赖的两个哥哥具体组织。很快，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罗布林卡借敬献金宝座之机，向达赖呈上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达赖大姐的司机吴多吉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乱者窜入拉萨，达赖家人公馆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三次复信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表示要设法平息事态的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毛泽东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龙王潭
带着旧西藏色彩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萨大名鼎鼎的景点，充满了外来的观光客。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龙王潭公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最初是五世达赖时因修建布达拉宫挖土而成。像内地城市的中心公园一样，它并无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旧的楼台亭阁，许多花草树木和一些游乐健身设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处都是欢笑声和惬意的面孔。
不用问，他们大多是农奴的后代。在旧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都是农奴。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不知是否当年农奴——“会说话的牲畜”所向往的来世。
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堂皇的厅室内现在还展示着贵族庄主用过的劳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对面的奴隶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两米来高一间的屋子，空空如也，当年要挤上整家人。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甚至“一天能喝上两次酒”。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过，可以说，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
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整体路径，在于创造、跟随、再创造先进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动拥抱之，便只能等着它们破门而入。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来的民主改革虽自内地传来，但因顺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除采访外，本文主要史实参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大事记》、有关达赖传记、国务院新闻办有关西藏的几个白皮书等。严书翰先生、胡岩先生、童晔先生、靳薇女士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