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沙市社区环境整治工程争议不断。先是有媒体报道称该工程是面子工程，后有长沙市原市委副书记朱尚同发表公开信，批评该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劳民伤财”。对此，长沙市新闻中心解释称，改造工程并非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反对者是极少数被取缔的业主。
1929年生于湖南长沙，后作为地下党员组织学生运动。1949年后，曾任湖南农业院副院长、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湖南省教育厅原党组书记等职。
“文明城市也要保障少数人利益”
新京报：发表公开信，初衷是什么？
朱尚同：看到长沙创建文明城市的所谓“优化市区环境”活动，到处大兴土木，粉刷房子、拆围墙，处处是工地，有点大炼钢铁的味道，我觉得实在太浪费。
新京报：怎么界定创建文明城市劳民伤财？有具体事例吗？
朱尚同：比方说，湖南省教育厅有个500米的围墙，全部拆除，改成通透式围墙。我倒不是反对建通透式围墙，如果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为了争夺“文明城市”称号，现在这个围墙非常结实，完全可以继续用，改造也可以，为何非要拆掉？为何政府拨款再建一个围墙？
新京报：一个围墙肯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朱尚同：除了粉刷房子、拆围墙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取缔“五小”(指小餐饮店、小钢铝合金加工店、小废品回收店、小歌厅、小车辆修理店)。这些从业人员上万都不止，取缔后怎么生活？我实在担心。
新京报：取缔“五小”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生计。
朱尚同：是啊。修围墙还只是面子工程，取缔“五小”可直接关系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不该用运动的方式处理。政府的理由是：一层的“五小”租户的噪音、油烟影响了楼上大部分民众的生活，“五小”是少数人，而住户是多数人。
但是，少数人的利益也要被尊重和解决，这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另外，少数人的提法，带有歧视。让老百姓生存，少数人利益获得保障，这才是文明城市。
“楼高街亮不一定是文明城市”
新京报：然后就动笔写了公开信？
朱尚同：是的，我就写了一个公开信，寄给北京的老同志。他们后来转给了一个网友，被他发在了网上。虽然公开信发到网上不是我的初衷，但工程本来是公开的，网上发表也无可厚非。我只是把事实列成文字，这又不是机密？！我也给长沙市委书记的邮箱发了一份，但是没有回复。
新京报：公开信发表后，你受到了压力没有？
朱尚同：压力倒没有。芙蓉区区长李蔚找到我，他希望我否认网上的公开信，说那不是我写的。我直接拒绝了。自己写的东西怎么能否认呢？从道德上来讲不行，否认就害了那个最初发布的网友。
新京报：创建文明城市不好吗？
朱尚同：政府当然有责任把街道修好，把公共交通管好，把城市美化好，这是政府该做的。但是，不应该为了文明城市这个称号，搞这种运动式的突击。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文明城市是什么样的？
朱尚同：文明城市的主要标志不是楼有多高多新，路有多宽多亮。市容市貌的改善不是一朝之功，而是要慢慢地积累、发展的，改善城市市容市貌，要有一个过程。
真正的文明城市，应该包括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官员受百姓的认可程度，再有就是把民众批评、报纸批评变成一种常态。这才是文明城市应有的气质。
新京报：很多人称赞你敢言，这是否跟你的身份有关？
朱尚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与公民建言是两个问题。比如，我从长沙市委离职后，干部任免、政府公务等，我都不过问。不只是我，任何官员，退休后都不应该干政。但是，面对政府铺张浪费搞建设，我说两句话提提意见，这绝不是干政。我是以市民、公民的身份提意见，这完全合理合法。
“退休干部建言不是干政”
新京报：周围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家人没有反对？
朱尚同：我的朋友为我的安全担心，提醒我晚上不要出门。我说没那么紧张吧，就是给政府提一点建议而已。我相信是不会出危险的。家人也没有反对，因为退休后颐养天年，和给政府提提意见，本身不矛盾。
离退休干部提批评意见，有一定的优势，能够监督政府，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但是，我不鼓励其他退休官员像我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因退休才敢言，敢言和退休身份有关吗？
朱尚同：我觉得，跟身份没关系。我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敢于讲真话。1988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到长沙，我就向他提了农村教育、党风问题等方面的意见，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尖锐的。2000年第一期《百年潮》杂志曾做过报道。
新京报：有顾虑吗？
朱尚同：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我的话没有超出宪法党章规定，只是很正常的公民意见表达，本身很正常很平和，我心安理得。
新京报：政府该如何处理与民众关系？
朱尚同：解放初，我跟市长晚上出去散步，到西瓜摊上买西瓜，站在那里吃，群众来来往往，我觉得政府跟百姓就应该这样，很和谐，很自然。
新京报：你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而你却是中共地下党。两代人反差，有何感想？
朱尚同：我搞学生运动时被捕，父亲设法营救我，但不知道我是中共党员。两代人反差大，倒没有什么，我觉得很自然，他在坚持他的价值观，我在坚持我的价值观。
本报记者 王瑞锋 朱尚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