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为其他国家人士签名留念
来之不易的盛会
亚非会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会议，使国民党如此不安，竟不惜制造恐怖事件，也要阻止中国代表团参加？
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实力大不如前，再也无力控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支那风起云涌。尽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大把大把地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衰弱的法国枯木难支。1954年5月，它在奠边府最坚固的堡垒也被越南共产党军队攻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
此时，壁垒森严的冷战思维早已形成。艾森豪威尔认为，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将会是东南亚全面赤化的先声。东南亚各国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决心插手印度支那。
这时，东南亚成为冷战的最前线，巨大的战争阴影笼罩着刚刚独立的东南亚各国。
1954年4月，利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锡兰、缅甸、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的机会，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亚非国家会议。印尼总理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赞成，但对于邀请哪些国家参与，却莫衷一是。于是，五国决定，当年12月在印尼茂物召开一个亚非会议的筹备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与来访的苏共特使米高扬谈到新中国外交时，曾幽默地说，我们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必须认真清理。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首次亮相，这“门”已经关不住了。在汇报日内瓦会议情况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们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接过话头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此时，正在酝酿中的亚非会议，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广交朋友的绝佳机会。茂物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先后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访华。
在与吴努的会面中，毛泽东主动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可能会在茂物会议上提出让蒋介石政权参加亚非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后来，吴努果然在茂物会议上力挺中国参加。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录中写道：
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得到亚非会议的邀请，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与会的29个国家中只有五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有的国家甚至还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则对共产主义抱有很深的成见。
接下来的万隆之行，绝不是一片坦途。
大会首日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随代表团前去采访的中国记者李慎之、张彦这样描述开幕式上代表们济济一堂的盛况：
戴着绣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绸缎裹在身上的是利比里亚人或者黄金海岸人。戴着纱帽，穿着马褂的是缅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纱头巾，披着黑纱长袍的是沙特阿拉伯人。穿着薄纱绣花衬衣，结着小领结的是菲律宾人。裹着厚厚的紫色毛布长袍，插着腰刀的是也门人。一样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红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边红心的。一样是带着高领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较短的是中国人，扣子多而长到膝盖的是印度人……
大会主持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开宗明义说，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探讨亚非国家在现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能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做什么贡献。
随后，埃塞俄比亚、日本、老挝等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义的主题展开。会场上充满着和谐、融合的友好气氛。
就在第一天大会行将结束时，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第一个向“共产主义”开炮了。
贾马利一上台就火药味十足地把“老式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称为扰乱世界和平的三股势力。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贾马利的发言一扫此前的友好气氛。随后发言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代表都沿着他的思路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们大都谈得很抽象，并没有直指中国，但指向已然很明确。
当泰国的旺亲王发言时，他索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提到的令泰国担忧的三件事中，两件与中国有关。第一是中国云南省组织傣族人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接壤的泰国；第二是在泰国三百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几番发言过后，亚非会议的方向似乎发生变化。本是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会议，突然变成了反共会议。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接连向中国发难的国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幕后黑手。
1954年12月31日，茂物会议结束两天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美国驻亚非有关国家的大使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尽快了解参加亚非会议各国的态度；有没有可能劝说他们不要参加亚非会议；如果参加，有没有可能指望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问题上相互配合。
在杜勒斯看来，如果共产党国家成功地在亚非各国间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集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认为，有着庞大人口的中印两国将会主宰局势，这个局面的副产品就是在联合国出现一个牢固的反西方投票集团。而更令他担心的是，亚非国家中没有一个外交家能与周恩来相媲美，周恩来很可能通过他的个人魅力交到更多朋友，从而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新局面。这当然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英国对许多亚非国家有很大影响力，杜勒斯想请英国做说客，说服受邀国家不要出席亚非会议。谁知道这个一直跟美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好哥们儿，这次却拒绝了他。不仅如此，英国还劝美国说，反对亚非会议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消除顾虑，鼓励友好国家的精干代表去参加会议。杜勒斯一看指望不上英国，只好亲自出马对“友好国家”代表面授机宜。美国国务院在给各驻外使节的电文中指示说，进行这类接触时，尽量作口头交流，不要提供任何书面文件，以免泄露出去，带来麻烦。
后来作为菲律宾代表的菲驻美大使罗慕洛在与美国官员共进早餐后，表示将与泰国的旺亲王、巴基斯坦的阿里、土耳其代表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密切合作，进行“有益的工作”。
美国在会前下的这番苦功夫没有白费。会议第一天，这个小团体就向“共产主义”开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