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我站在纽约郊区森林中的托平家房子外边宽阔的阳台上，举起手中的红酒，与九十岁高龄的托平教授干杯，祝他健康长寿。托平教授的夫人奥黛丽告诉我们，两天前，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女降生了。之前，这对夫妇已经有了6个孙子。
“我现在整天正忙着照看外孙子。”奥黛丽开心地说，“我女儿住在离这儿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昨天一天我都在照看小宝宝。”
提到她的女儿和小外孙，奥黛丽说话的口气同任何中国祖母一样。人们也许不相信，她曾经是报道中国的最有名的外国记者之一。
由于奥德丽的父亲凯斯特·朗宁在1949年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间的密切关系，奥黛丽同已故周恩来总理建立了不一般的深厚友谊。这段友谊可追溯到她父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南京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时，那时候她在南京大学读书。
奥黛丽第一次作为记者被派往中国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到中国去。197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前不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她采写的一篇36页的封面文章，题目是《回到变化中的中国》。197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别推荐和许可，奥黛丽独家在世界上率先发布了在西安发现7000多个跟真人大小一样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一重大考古消息。
在托平家的会客室墙上，挂着奥黛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为周恩来理拍摄的人像照片。这些照片当时刊登在《生活》周刊、《新闻周刊》和 《费加罗报》的封面或头版上。
奥黛丽与托平教授不仅是恩爱夫妻，在新闻战线上更是罕见的亲密伙伴与战友。他们一起做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共同采写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西藏的光辉》这本书。那时她被中国领导人破例允许进入许多“外国人禁止进入”和“禁止拍照”的区域。七十年代，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标志。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达赖武装叛乱二十年后，这对夫妇首次进入西藏采访，托平时任《纽约时报》主编。
托平从拉萨向《纽约时报》发了好几篇有影响的专栏文章。在托平的西藏采访专栏中，他讲过同一位活佛一起喝茶的故事。托平写到，活佛们原来隐居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寺庙里，经过坐床后被人们远距离地膜拜。达赖喇嘛出逃后，人们才有机会同活佛坐下来喝茶、聊天。托平还报道了拉萨一所使用现代西医和千年藏医结合治病的新医院。此外，托平报道了西藏人民为寻求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故事。他写到，“中央政府完全掌控西藏二十年后，仍在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使他们达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结果却喜忧参半。”
西藏之行后，奥黛丽出版了大型画册《西藏的光辉》。此书即使是在出版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被誉为中立地走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达赖喇嘛的宣传之间，是对西藏的现实，包括对1959年前西藏的农奴历史最公正的评价之一。
在西藏博物馆灯光幽暗的大厅里，奥黛丽看到了106座真人大小的泥雕，这些泥雕被称为“农奴的愤怒”。已知的最早访问过布达拉宫监狱的美国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西欧斯·伯纳德(Theos Bernard)。1939年参观布达拉宫后，他在《神的阁楼》里写道：“这座监狱让我想到专门为了捕捉吃人的狮子的牢笼，可怜兮兮的、日渐枯干的生命，被链子锁住的四肢在笼子里慢慢地挪动。我们跟一个关在这个牢里的可怜巴巴的家伙聊了起来。他五年前偷了几只漂亮的箱子，一直关到今天。不知何日可能被释放。”
但是，《西藏的光辉》是奥黛丽本人对西藏的解读。她在书中既展现了西藏农奴从高层喇嘛的虐待中解放出来后扬眉吐气的形象，也反映了1959年前饱受封建压迫农奴的群雕图片。
奥黛丽的图片总是展现人性的积极面，这也反映出了奥黛丽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很多摄影记者都只注意照片的视觉震撼力，而我则更关注美和精神的价值。采访途中，我一直在不停地拍照片，但我尽量回避从政治角度去反映社会，而是更关注文化。我从不拍街头的乞丐，”奥德丽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西藏的光辉》书评中，作者杰·马修斯写到，“西藏不是香格里拉，但它既可展现人类在精神领域可以企及的高度，也可暴露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精神如此堕落的境况。在几乎遥不可及的喜马拉雅山北麓高原上，西藏人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充满艺术感的佛教，但这种宗教中的独裁、残酷和愚昧，在世界任何文化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可是，《西藏的光辉》出版30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把1959年前的西藏描述成纯精神的王国，许多西方媒体、小说、电影也把旧西藏比喻成“香格里拉王国”。要想了解到真正的西藏，我们需要更多像托平夫妇这样的记者。(原文为英文 译者：曲晓丽 赵钊 审稿：刘艳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