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热点综述：多方面考察“文革”起因

　　近十年来，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兹将有关热点择要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受研究者关注，不少文章提出了新观点。

　　除国内的研究外，2006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出版，引起党史界的关注。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作者的宽广视野、不囿陈见的创新精神和细致的分析考证功夫，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内外因素的关系的认识上，田子渝、占善钦、李丹阳、刘建一、王素莉认为该书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外因决定论。萧超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也起了促进作用，但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使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未必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

　　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研究

　　张侃以1929-1934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揭示了中共怎样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从血缘性宗族这种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化为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达到国家建设目的。笑蜀考察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和1935年至1945年10年间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艰难历程，充分肯定了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民主特色。吕波详细考察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的开明绅士问题，探讨了他们参加政权的原因和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

　　关于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争议和探讨

　　如何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是党史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策略应给予肯定。历史地观察这一合作方式可以看到，它既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在合作后带动了国共两党的大发展和中国大革命的掀起，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新成果；也由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认识与导向失当，使中共在合作后处于从属地位，客观上导致诸多矛盾迭起、胶着，最终引发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战略是共产国际、中共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融会、和合的结果，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策划，因而导致实践中产生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的学者则对党内合作作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党内合作无疑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因为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与帮助国民党改组，遵守国民党纪律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这种合作形式，使中共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亦即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

　　对共产国际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

　　以往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十年的研究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共产国际的作用，指出了它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王新生、蒋国海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的看，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做出了贡献。

　　对我党处理福建事变问题的评价有新评述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决策是全盘否定的。黄道炫在对临时中央与福建事变关系的评价上，没有采用通常的完全否定的看法，而是对中共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述，对处理事变中中共决策的得失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事变发生后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实际决策也是谨慎有加。在政治上公开的表态中确有“左”的东西，但其真实态度是欲拒还迎。在军事上也做了些配合，只是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上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没有奏效。作者所论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