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是什么？
1955年，它只是一份籍贯记录；1958年，它成了居住限定；1963年，它意味着不同的分配标准；上世纪80年代，它曾经一度无人重视；到了90年代，却又成为了人人争抢的“指标”。
十几年后，它仍是指标，并越来越少。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留下一句为人津津乐道的论断：“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身份”，从人一出生开始，影响并左右你以及你的下一代。
在“契约社会”，人们推崇的是竞争，不讲身份，人人平等，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而中国 的户籍体制改革进程，正是这样一条从身份到契约，从“控制”到“解索”的社会转型。
但在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之都，尽管一些在计划经济 时代附体于户口的职业、教育、居住限定已剥离殆尽，但新的“特权”——购车、购房的“内外有别”的限定却又逆势而来。
于是，户口依然象征着身份，为了得到这个能够参与平等竞争的身份，必须先要在政府设计的进京与留京“指标”制度下，展开一场为了平等的竞争。
可是，指标也在逐步收紧。当平等的市场关上闸门，无序的黑市便展开了双臂，而为人所依赖的“全能”的政府，在这个角落却突然失灵。
进京，留京，本应简单，却已玄妙。
5月17日，消息传出，“2011年北京市给予非京生源毕业生进京指标 名额为6000个，比去年大幅下降1/3以上。”
“北京户口作为一道闸门，它已经不能阻挡外来人口的涌入，它所阻挡的是外来人口得到相应福利待遇的权利。”一位人力和社会保障工作者的归纳，让小西长叹了一口气。
对于她来说，缠绕在心中的“留京情结”就像一颗无法拔除的龋齿，在每一个敏感的时刻都隐隐作痛。
小西，新疆塔城市沙湾县人，2002年考进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年本科毕业后，“当时因为拿不到留京指标 ，解决不了户口，我在工作两年后又选择了考研 ，谁知现在又紧缩进京指标。
“在北京落户怎么就那么难？”小西深吸一口气。近十年来，一纸“北京户口”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成为超越一切的人生第一大事……
逐渐放宽的“留京指标”
从“一道手续”变成“指标”，再回归到“手续”，只经过了10年的时间
“留京指标”始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管制下，高考成为了“农转非”和“合法进城”的重要途径，为此，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为非京籍生源的北京大学生解决户口问题的“留京指标”。
“当时的大学生被视作天之骄子，供不应求，在当时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的政策下，北京的大学生在就业的同时就把户口解决了，‘留京指标’只是一道手续。”北京市教委的一位退休干部回忆说。
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到了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
同时，北京第一次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分配时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导致很多大学生毕业分配不到工作。
就在当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同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生留京实行了“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的办法。
至此，“留京指标”终于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指标”。
而此时的小西，刚刚升入高中，在父母的教导下，还坚定地怀着成为“北京人”的梦想，俨然不知千里之外的惊人变化。
据介绍，当时，留京指标是由北京市教委制定并下发到各个学校的“限量 指标”，数额大概是各校非京籍生源人数的10%～25%，而且每年都会有数量波动，主要针对本科及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硕士和博士 是‘不限量’的，都可以获得留京指标。”
在当时，“留京指标”成为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随后，再拿到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
但是，“第一道关卡”从设立之初就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指标很少，所以各学校为分配资源都制定了不同的规则 ，普遍都是按学习成绩排名。”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学生们对于这种“以成绩论英雄”的规则自然不满。“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规则’的公正性，甚至有人提出，与其在名牌学校做‘凤尾’拿不到指标，还不如去普通院校做‘鸡头’，赚个便宜。”上述人士说道。
2002年，小西终于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北京的大学生”，而那一年，恰好是对“留京指标”争议最多的一年。
在2002年，北京市教委制定了统一的针对所有北京大学生的“留京指标”要求：“北京市所紧缺的23类专业人才”；“毕业院校范围应在所规定的281所院校(北京49所)中”；“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其英语 水平最低应通过国家四级水平考试”。
此外，也有特例，“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的毕业生可不受专业限制被引进北京”。
“当时是为了统一各高校的留京要求，实现留京指标的普遍平等。”北京市教委的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不过，‘统一’收到了反效果。”
“少数名牌高校留京指标过剩，而众多的普通高校则会因为不多的几个留京指标争得‘头破血流’。”而且在这一年，“对英语盲目崇拜”和“学生官僚主义”的说法甚嚣尘上。
“争议最多的就是‘省部级荣誉称号的毕业生’能否不受专业限制留京的问题，这是否会导致大学生崇拜权力，崇拜官职？”上述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还引发了一些‘校园 腐败’和‘暗箱操作’的事件，影响很不好。”
2003年6月，北京某著名高校被媒体曝光，称“要价1万元卖留京指标”。随后，关于留京指标的非法买卖事件屡屡被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
除此之外，留京指标与进京指标“不对口”还产生了很多资源浪费的现象。
进京指标是指由北京市的用人单位向北京市人事局申请的招聘非京籍生源应届毕业生的用人指标。“进京指标是由用人单位提供的，是与聘用关系挂钩的，单位在招聘人才时要求就比较多样了，肯定不是按照成绩和荣誉了。”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有一些学生有留京指标却拿不到进京指标，又有另一批学生有进京指标却没有留京指标。“导致大量指标‘不对口’、‘不挂钩’，浪费了资源。”
2006年，小西所在的学校按照各班非京籍生源人数的15%分配留京指标，算下来，小西他们班是33个人中选5人。“我是第五名，但是第六名的班干‘优先’了。”小西至今仍难以释怀，“北京生源的学生根本不用竞争，太不公平了。”
为了继续“北京人”的梦想，2008年，小西选择了考研，“研究生是不用留京指标的。”
可也是在这一年，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公”争议，也面对“留京指标”逐渐多于“进京指标”，从而失去了现实效力的窘境，北京市教委决定逐渐放开 “第一道关卡”，削弱学校的权限，突出“就业导向”。
“直到最近几年，北京所有高校的学生都能拿到留京指标，这体现了公平原则。”北京市教委人士认为，留京指标已经失去了“指标”的含义。“算是一个手续吧，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