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港澳史，我们发现，似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将港澳的命运与祖国紧紧相系，哪怕身遭掳掠，不论和平战时。
中国弱，港澳同受欺凌，中国强，港澳同蒙其利。每一个历史时期，从中共建党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港澳一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90年，港澳从未缺席。
工潮起香江
历史瞬间
1922年3月4日，香港街头，数万罢工工人浩浩荡荡，徒步走向广州，行至离香港6公里的九龙沙田地区时，英国军警挡在路中，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手无寸铁的人们……
这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壮烈一幕，英国军警随后开枪射击，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史称沙田惨案。
那是中国人饱受苦难的年代，身在殖民地的中国人同样无法幸免。史载，香港的中国海员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却不及白人五分之一，他们被资本家与包工头双重盘剥，随时可能被无故开除。
那时，欧美的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国内同样山雨欲来，航行于世界各国港口的香港海员们，最先感受到这一世界潮流，香港海员大罢工应运而生。
艰苦卓绝的罢工进行了56天，终于取得胜利。3月6日，港英当局把工会招牌送还给海员工会，承诺增加工资及抚恤死难工人家属。
香港海员大罢工得到了内地工人的支援。上海、湖北、河南等地，纷纷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京汉铁路工人不顾当局高压迫害，在火车头上挂出一面大旗，上书“支援香港海员”六个红色大字，一路迎风飘扬。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反过来也大大鼓舞了国内工人的士气。从1922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共爆发100多次罢工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正是这波罢工大潮的起点。
“潜伏”在自由港
历史瞬间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香港铜锣湾，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门猛地打开，年轻人惊讶地发现开门的并非熟面孔，没等他反应，几个大汉一拥而出，将他牢牢抓住。
这位年轻人，正是当时的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邓发。铜锣湾这间房子，本是中共隐蔽的联络点，但邓发并不知道，国民党特务早已袭击了这里，埋伏在内，专等地下党上套。
被捕之后，邓发敏锐地察觉到，对方根本不认识自己。于是，他横下心来，任凭威逼毒打，只咬定自己是一个远道来寻亲戚的乡野村夫，其余事情一概不知。
得知邓发被捕，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组织上将讯息传给邓发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邓芳又向他的英国老板求助，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这位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
从1927年到1949年的20多年间，分属于中共、蒋系国民党、汪系国民党、内地军阀，甚至日本间谍、美国特工、苏俄职业革命者等政治势力的各色人物，都曾以港澳这两个东方“自由港”为阵地，进行着生死博弈。其间，中共更是将港澳视为沟通中国大陆与海外的重要跳板或暂避风险的关键场所。
包括周恩来、廖承志、邓发、蔡和森在内，不少中共名人都与港澳有过命运交集。如1927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就与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秘赴香港，避开敌人追捕。
文化人大抢救
历史瞬间
1941年12月8日，沦陷前的香港。人们像往年一样准备过圣诞节。突然，从港岛的东北角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伴随而来的是凄厉的空袭警报声，紧接着，猛烈的爆炸声和高射炮声响起来了……
毫无预警地，日军突袭了香港。战斗机掩护下，36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启德机场。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25日，圣诞节的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驶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这一天，后来被人称为 “黑色圣诞节”。
香港一告沦陷，160万中国同胞立即面临悲惨的命运。尤其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民族精英和文化人士，更是有如陷入虎口，成为日本占领者搜捕的对象，随时可能被杀害。
日本进攻香港前这一年，正是蒋介石制造反共高潮、在江苏突袭新四军、在国统区到处搜捕抗日民主人士的时候。因此，大批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在大后方无法立足，生命朝不保夕。在中共安排下，这些民族精英分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转移到了香港。据统计，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先后抵达香港的有200多人。
这里面有许多耀眼的名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在他们带动下，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在香港不断涌现，宣扬抗战的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他们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影响力，被日本法西斯视为眼中钉，因此日军一到香港，立即对文化界人士展开搜捕。
奇迹般的救援行动由此展开。周恩来亲自部署撤离路线，廖承志、潘汉年坐镇香港，从香港沦陷起计，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持续了11个多月，中共10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抗日游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属共约有800人，没有一人被日敌截获。
不动港澳的背后
历史瞬间
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其中说道：“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解放军下一步会不会挺进香港与澳门，全世界都在观望。
“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但中共最终并没有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了香港作为窗口的价值所在。
早在抗日战争前期，香港就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的铁路，为内地输送了大量战略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更宣布自1950年12月3日起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要求“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包括纺织品和废橡胶。但是，禁令挡不住港澳同胞的爱国情怀，爱国工商企业家利用地理之便，冲破封锁为内地运进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设备。
实际上，港澳对内地的后援作用，绝不仅限于物资。正如廖承志给中央的建言中所说，香港除了可以突破美国的物资禁运，“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光阴飞逝，如今早已被历史证明。
春天第一场雨
历史瞬间
1979年11月7日，珠海市一家名叫“香洲毛纺厂”的企业举行了热闹的开幕仪式，市委书记吴建明到场庆贺。这家企业的投资者，是香港实业家曹光彪。经历了“文革”创痛的中国内地，终于出现了第一家境外投资企业。
1978年8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举行，什么“合资企业”、“三来一补”等新名词，尚未提上改革开放的日程表，“香洲毛纺厂”的签约仪式就已在澳门举行。香港和澳门，再次在中国的腾飞路上，做了特殊的推手。
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织了多批考察团赴欧美国家和港澳地区考察。对考察团来说，同样是华人社会的港澳地区，有更加明显的借鉴意义。
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要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召开了准备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香港、台湾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许多领导干部看了都提议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三中全会的决策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春回大地，万物苏醒，后来的日子里，港澳与内地来往愈多，经济联结愈紧。直到1997年、1999年，港澳重回祖国怀抱，港澳与内地互为唇齿、互助共荣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篇章。 (记者 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