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保护“活雷锋”是社会的道德责任

　　深圳市法制办最近表示，旨在保护“活雷锋”的《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已经列入今年立法计划。作为“爱心之城”的深圳，充分用好立法权，在当下做好人越来越被视为“惹麻烦”的社会话语下，推动此项立法，具有弘扬正义、唤醒正气的积极作用。

　　“活雷锋”，哲学意义上看，其实就是一种利他主义。一个正常的社会，利他主义应总在利己主义的抵触中占得道德褒奖的先机，这样的社会才会呈现出向上的动力。博物学家们发现，甚至在动物世界里，也能找到存在利他主义的证据，当一物种的繁殖超过了其资源承载容量之时，它们不是相互搏杀，反而是一部分有序地退出。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和保护“活雷锋”，是我们社会的一份道德责任。

　　看看各国实践，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民法系，都有涉及“活雷锋”的立法。“活雷锋法”，又叫“撒玛利亚好人法”，大致来说，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强制做“活雷锋”法，二是“活雷锋”免责法。如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立法赋予人们有救助义务，对在现场并发现他人陷于紧急危难之时，不伸可以伸出之援手的，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甚至可追刑责。而纽约州则规定，对因“活雷锋”行为而导致被施救人遭受额外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深圳“活雷锋法”，应与此同属一类立法模式。

　　不论是美国普通法体系，还是欧陆的大陆法系，之所以能构架出一部“撒玛利亚法”，那是缘于其基本的法律原则中，都有一个共同和普遍的照顾义务为基础，通过照顾义务的强弱，来进一步梳理和甄别谁在一些特定场合该有什么样的救助行为；然后，基于履行社会契约义务的原因而产生进一步损害之时，作出可以不承担法律后果或应减轻法律后果承担责任的判断。也就是说，这部法律之所以成功，在于有一个浑然一体、相互为逻辑基础的法理体系。借鉴此做法，深圳应从解决“人人都有相互照顾义务”这一结点入手，鼓励更多人见义勇为。当然，这还需要处于上位立法层级的立法机构作出积极的响应。(和静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