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解决党史上几十年悬而未决的两大难题,到主编出版热销全国的党史类著作《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从创造性提出近现代史上“两个80年”,到学术观点被写进党的重要文件——总后“一代名师”、总后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在党史研究上作出许多学者难以比肩的贡献。“忙了半个多世纪,真谈不出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面对媒体一片炫目的闪光灯,邵维正说,“我不过完成了一名战士对一个战位、一片阵地的坚守。”
“是战士,就不能放弃战位与阵地”
1978年,经胡乔木安排,12卷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启动,邵维正参与撰写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中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被先辈开天辟地伟业感动的同时,邵维正也为党在创建期的一些历史“悬案”所困惑。比如,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就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但“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邵维正决心迎难而上,澄清中共“一大”悬案。
真要做,谈何容易。
首先,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七一”毕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人好心劝邵维正:“‘一大’这个考证最好不要去碰,有那么多选题,何必要去闯这个‘禁区’。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
“我是党的理论战士。是战士,就不能放弃战位与阵地”,邵维正说。
那时,他拼命地从各种文献中收集信息,制作成“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把切入点放在一大代表的行踪上。
首先是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和毛泽东。几经周折后,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谢觉哉日记原件,上面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文中的5个圈是“共产主义者”。当时,反动势力猖獗,他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故以圈代意。文中到会事实、出发时间,赴会所乘工具一目了然。按此信史,邵维正又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的轮班,按最快到达上海的时间计算,何、毛二位到上海的时间应为7月4日以后。这一点可以证实,毛泽东至少不是在7月1日参加会议的。再通过对其他代表行踪的分析,当天能到达上海的人数只有5人,还不足半数,不可能召开大会。
为了进一步用口述史料来印证这一判断,邵维正又访问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包惠僧。据刘仁静回忆,他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为了寻找《少年中国》杂志,邵维正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经过反复打听,他来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从散本中清理查找。炎炎夏日,图书馆库房里四处是书,转身都困难。邵维正一摞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翻着一页页尘封68年、已经发黄的纸片,最后,终于找到《少年中国》关于刘仁静的活动记录。
随着考证的进一步深入,一大召开时间越来越集中到7月的“20日”、“23日”和“24日”这几个日期上。邵维正决定采用优选法进行认定。一份从俄国收集回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令邵维正特别关注:“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该文还写道:会议期间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直到第六次会议的夜晚,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只好移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城市去。这份报告尽管只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仍没有开会的准确时间,但邵维正认定它有很重要的价值:
其一,报告采用“我们”这个字眼儿,证明是参会者之一提供;其二,开会时间虽然不详,但接近“23日”或“24日”;其三,明确了上海的会期为8天;其四,提供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所有这一切,给邵维正一个参照。按照这一参照,他选定所有到会者都已认定的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实进行推导。果然,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记录了这一法国巡捕房的活动。7月30日晚巡捕干扰,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的回忆及一大记载的时间相符。不仅如此,邵维正还引用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加以印证。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谋杀案。果然,1921年的《申报》等几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均有详细报道,明确记载了孔案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
邵维正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清楚,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其专题论文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发表。同时,邵维正还对一大出席人数进行了考证。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该文被译为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海外学者称其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
从“两个高峰”出发的攀登
如果把邵维正考证一大的“悬案”,看成一个红色的“点”;那么,后来他的研究,就进入中共党史波澜壮阔的“面”。
这是一条不平坦的创新之路。
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填补了党史空白;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80年”的观点,被江泽民“七一”讲话吸收;著作《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走出一条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党史读物的成功之路……
中共党史研究从建党之初开始,经历了“两个高峰”,产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两个最有影响的成果。这两个《决议》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环境,评价了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党的发展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使党史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
站在这“两个高峰”上,邵维正开始新的攀登——写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填写了党史空白。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邵维正一步一个脚印,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向党史深处: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直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这期间,受总政治部委托,他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的,有《中国革命史》(1986年)、《中国革命概论》(1998年)等6本全军统编教材。
“五真”与“一桶活水”
20世纪90年代之后,邵维正主要担负总后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辅导,并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学科的研究生教学。
为了使自己搞懂并使别人听懂党的创新理论,邵维正坚持做到“真学真信真研真用真传”党的创新理论。他认真备课,常常以“台上十分钟,台下百日功”勉励自己。他认为,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且这“水”还不能是“死水”,必须是“一桶活水”。
他率先提出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专题式教学”的改革方案,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和学员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设置专题。“专题式教学模式”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并在全军中级指挥院校中推广应用。
鉴于邵维正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立项,《邵维正自选集》列入国家级理论文库“学习理论文库”出版发行。“文库”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提议,由中宣部组织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代表了我国理论界的最高研究水平。(通讯员 陈 彪 花 晓 王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