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这是我党的制胜法宝
记者：90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是我们党重视总结经验，也善于总结经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延安时期，他就总结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说，没有“文革”以来错误的总结，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都是对过去错误的总结。
江泽民1998年在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讲，党的历史是蕴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事实上，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记者：那么，共产党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文革”后期，我们党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有压力，不得不重视。
另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党的人民性，党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后，不但能总结教训，还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不回避错误。从“文革”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直到1981年总结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当年谈论错误的氛围很宽松，中央的总结是很深刻的。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掩饰错误往往只能适得其反。特别是对年轻人，要讲我们曾经犯过错，怎么犯的错。要解释清楚，这样才能起到正面的效果，不然，效果会适得其反。
很多错误是方法问题，因为好的动机未必有好的结果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你为什么认为党犯错误是动机和效果的背离，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错误是方法的问题？
谢春涛：当年的大跃进有一条原因谁都不会否认，就是领导人太急了。为什么急？领导人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当年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压力。当时提出，不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尽快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赶超发达国家。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应该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脱离了实际，以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发展经济。
毛泽东在延安跟黄炎培讲，共产党要摆脱历史周期律，就要搞民主，靠群众来监督政府。但是太急切了就会带来社会的混乱。
记者：当时，是不是在方法上出了问题？
谢春涛：是的。邓小平有句话说，制度更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好人也会犯错误。因此，我们说，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为转移。
在当年的制度、体制下，毛泽东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但最终也伤了他自己。这留给我们的教训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容易。今天，那些出了腐败问题的干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个人的动机不易把握，但可以用制度来约束它
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腐败不是动机和效果那么简单，而是某些干部本身不过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春涛：个人的动机不易把握。一个人出问题之前，不好说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更没法衡量个人的动机，所以只能用体制约束，不管动机如何，必须在既定范围和规则内行事。
西方从性恶论出发，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制约你。共产党不把人都想像成是恶的，但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党员都能一直坚守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也得有办法限制权力。所以，制度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因为在制度上我们比过去有进步，制约的因素比过去多多了，比如通过正常的体制，有人大、政协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质在提高、权利意识在增强，所以个人专断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党的价值观既是给自己设定的标准，也是给老百姓一把尺子
记者：除了制度建设，我们党对自身干部的管理还有什么办法？
谢春涛：是教育，中国共产党比哪个党都重视教育。教育的是干部、是党员，但通过这些教育，也给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让老百姓跟着你的教育标准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观来约束党员，相当于党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这个作用比党内教育的作用还大。
党给老百姓一把尺子，老百姓就会拿这把尺子去衡量干部。比如，有的老百姓上访，说到底还是对党的信任，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设定的标准，他们只是认为，是基层个别人没有做好。再比如，现在很多老百姓在网上发言，对事情是非曲直进行判断，还是依照共产党的价值观，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记者：现在对于党的干部出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公开透明，这会不会对党的价值观本身也造成伤害？
谢春涛：领导干部违背党的价值观，对党是很大的伤害。一方面，通过党的价值观的宣教，讲道德追求，弘扬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党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自己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西方的政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把自己说得这么高，老百姓也不会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党的先进性本来就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人没做到，群众就会有负面的评价，这是正常的。但是从长远讲，这对于我们党是有好处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这套标准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外在的监督制约。比如，现在社会上希望进行公车改革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张 旗 通讯员 蒋艳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