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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讲话：盛世思危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坚持 “中国特色”的主要内涵加以明确，既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方向，也指出了“整体推进”的现实路径
本刊记者/沈嘉
即便在庆祝90周年这样一个足堪自豪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没有一味强调“辉煌”，而是在“七一”党庆日冷静警示执政建设中面临的考验和风险，并对近期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应。
这些内容包括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7月1日发表的“七一”讲话中。在学界看来，作为一份纪念性报告，“七一”讲话与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不同，它不仅以历史感和理论感来体现深度，还以方向感来体现其动员力量。
在公众眼中，“七一”讲话被视为传递政治信号的重要窗口。这份讲话发表后的次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皆以“纲领性文献”为其定义。这也是十八大前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
“四危论”袒露忧患意识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此次“七一”讲话篇幅达一万四千多字，在“逢五逢十”的党庆纪念中属于精简。全篇循“讲成绩——摆问题——谈部署”的基本结构，但各部分中不乏新语及新意。
特别引起舆论关注的是“四个危险”的表述。
讲话中胡锦涛指出，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重提“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并号召全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认为，“四个危险”的提法是“新的概括、新的指导”。与同篇讲话中提到的“四个考验”相比，“考验”说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危险”则说的是一种主观状态。胡锦涛的讲话是要求党员干部对于考验做出充分准备，包括心态上的和能力上的，“这正是向前、向远、向深处看的表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张长明持相近观点。他指出，“四大危险”的提出，“既表明党对执政形势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作出了理论回应，也凸显了党在未来执政道路上深深的忧患意识。”
“忧患心态”同样在中共高层中频繁袒露。
《中国组织人事报》在党庆日刊出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讲话，其中提到，“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稍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说，“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与之呼应，多名地方“一把手”亦有显见的忧患意识。“七一”前夕，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这样的讲话迅速成为当地媒体党庆纪念版的头条标题。
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也在“七一”前发表讲话说，“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研究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充满生机活力。”他随即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被媒体广泛引用。
有评论认为，这种政治宣示折射出“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共执政的‘日常心态’”。
“五大建设”化险解危
理论界关注到，“七一”讲话中已从党建方面对“四大危险”逐一提出了应对之道。
在思想建设方面，“七一”讲话要求“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以此解除“精神懈怠的危险”。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以此解除“消极腐败的危险”。
在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的提法被认为尤有新意。
“七一”讲话要求，“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党建专家指出，“以德领才、以德润才”是新提法，是对“德才兼备”的补充，强调了在道德框架下的能力发挥，由此构成的“五德”，形成了中共道德标准的完整体系。所谓“四大危险”，也多与“德”有关。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还让全党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关于抵御“最大危险”并提升“最大政治优势”，“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
“七一”讲话中被公众称道的很多“白话”也出自此部分，例如“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作为各项建设的统领，在制度建设方面，“七一”讲话也有明确提法，“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在“七一”讲话全文中，关于党建内容占近三分之一。在党建专家看来，上述“五大建设”犹如人的五根手指，五指并拢，握紧成拳，就具有抵御各种风险和避免“四大危险”的力量。
制度建设新导向
与那些容易被大众舆论消化的表述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概念要相对抽象得多，但其要义深远，值得推究。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七一”讲话中作为中共“三大成就”之一提出的。前两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七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媒体和理论界重点阐述和解读的对象。
新华社在7月3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指出，“七一”讲话中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号召和要求。”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撰文指出，“三大成就”的前两点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第一次明确概括。
胡锦涛的讲话中对此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明确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义；二是明确了其主要内容；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即五个“有利于”。石仲泉指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这样的概括在党的文献中也是第一次。”
理论研究者认为，“七一”讲话中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项制度”一起作为中共未来将坚持的“中国特色”的四个主要内涵而首次加以明确，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论断——既为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坚定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相互关系，讲话指出，它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意味着在深入推进的制度建设中，整体协调，整体统筹，整体推进或将成新的导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