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也是发展，‘不发展’也是发展”，这是广东一名地方官朱泽君的“经典语录”。
他曾经任职的增城市是中国华南最大城市广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以“河水清、天空蓝、菜心甜、绿道靓”而闻名。在他任内，增城在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青山绿水得以保护，绿色经济发展突出，增城也因此成为全国科学发展观示范点。
围绕“科学发展观的态度、能力和工作实绩”，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于去年5月对全省121个县委书记考核中，朱泽君以排名第一顺位成为5名拟提拔对象之一。两个月后，他升任中共元老叶剑英元帅故乡--梅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关注此次考核升迁的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说，朱泽君等人获得提拔任用，突出表明中共提拔官员越来越倾向“政绩的综合评价考核”，尤其青睐人品好、有官誉、科学化水平高并在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方面作出成绩的官员。
今年“两会”通过的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对官员政绩实行“综合评价考核”，同时强调将考核结果作为各级官员调整和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唯GDP论英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官员考核的主要依据，在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地方官员大多把做大GDP看作关乎自己未来升迁的决定因素。
由此，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重经济轻民生、重总量轻人均等问题，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与民争利现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官民关系紧张。
新的政绩考核“指挥棒”除了不再只盯住GDP，还将政绩考评、官员升迁与人民满意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省这次县委书记考核中，代表委员和基层群众的意见颇受关注。广东省委组织部负责人透露，共有14131人参加了对县委书记的民主测评，10954人参加了民意调查。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14个市、州党政官员的“工作实绩评分表”中的主要经济指标考核权重从50%不断下降至25%，与之对应的是，社会发展指标权重已上升到51%，远远超过经济指标权重。
广东、甘肃、河北等省近年来对官员考核指标体系的调整，均涉及民意指标的建立。甘肃省在评价官员时，引入了“民意调查”环节，特别是把测评对象的“利益攸关方”纳入民意测评范围，以提高评价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陈鸿宇认为，在各地探索淡化GDP的官员考评机制的同时，官员考评升迁更加注重包括政府自身建设。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因此更加科学，也更加注重“民生民意”。
分析人士指出，在“党管干部”的刚性原则下，民意在官员考核中占据一定权重，一定程度地解决部分中共官员“不怕群众不满，就怕上级翻脸”的问题。
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看来，如果对这样的考评升迁途径作一个概括，那应该称得上“和而优则仕”，也就是社会和谐、民意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共政坛涌现出新一拨“国企高管经历”群体。
两个月前，世界500强排名第七的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苏树林调任中国东南部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在苏树林履新的前一天，53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王志刚出任由中国致公党主席万钢担任部长的科技部党组副书记，主持党务工作。王志刚“入仕”前曾担任中国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嫦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是中国著名的“航天少帅”。
近年来，多位来自钢铁、电力、石油、电子、汽车等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国企老总“跨界”出任“地方大员”或中央部委首长。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除了传统的从公务员队伍中选拔党政官员外，中国正在扩大党政官员的选拔范围，让更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
无论苏树林，还是朱泽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高学历和年轻化，他们当中不乏“60后”和获得博士学位的。
“与一些传统的官员相比，国企高管更具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管理理念”，郭巍青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的改革攻坚的艰巨形势，中国需要一批治国理政的国际化、复合型、专业化人才。”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观察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官员考核升迁正在卸掉一些不合理的“政绩枷锁”，中国地方官员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
从中国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到各地的规划，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共识”。然而，有专家也认为，告别“唯GDP”模式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不重要。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然排名靠后。
正如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所言，“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GDP，能搞多快搞多快。”(记者 叶前 陈畅 黄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