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所建钱塘江大桥,迄今已74年,设计寿命50年,已经超期24年,且从未大修过。钱塘江大桥是按照20公里的时速设计的,设计荷载铁路面轴重50吨、公路面15吨。目前在这座桥上,动车可以跑到时速120公里,40吨、甚至60吨重的汽车也在桥上跑。(7月24日新京报)
已经“超期服役24年”却依然巍然屹立的钱塘江大桥,是对近日 “豆腐渣工程”和“豆腐渣大桥”频频曝出的强烈反讽。然而,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当地的建桥技术远没有时下的“高明”和“发达”。茅以升在1934年首建钱钱塘江大桥的时候,为建桥墩打地桩之时,是完全依赖人工和泊船进行的,根本没有时下高度发达的机械辅助;当时的水泥也没有现今多少个“标号”科学分明,更没有“高标号”的、高品质的钢筋;其绘制图纸和测试测量工程数据之时,完全依靠人脑而不是电脑。然而,一个承载了历史痕迹却远超设计寿命24年的大桥,比今时的某些现代化桥梁还经用,这说明什么?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技术”已无直接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老桥”历久弥新,而一些“新桥”却一两年、三五年就“垮塌”了?笔者以为,实质上与建设者“德操”密切相关。茅老所处的那个年代,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四起,那个时代的工程师、建筑者有的不只是民族自尊心和对子孙后代极度负责,也心存一份深忧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并将其与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紧密联系。据《环球慈善》一篇文章追忆,茅老在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曾遭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发脾气:“告诉你,大桥造不好咱俩都得跳钱塘江,你先跳,我跟着你!”如此拼上“身家性命”,魂系大桥,质量焉能不好?建国之初的一些高质量大桥,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如此,当初的建设者深抱的是振兴国家和民族理想信念,打造的也是“一管百年”的历史基业。这种建设思路,上升到思维思想领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对职业的敬畏、对历史和人民的敬畏。
我们的年代并非没有经典工程,也在经受着历史的检验。反观今日那些过早被淘汰出来的不良工程,莫不与建设者、规划者和决策者的“德操”失守有关。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要“赶工期”,罔顾科学规模的另一方面就是良知的丧失;某些建筑者首先考虑的是工程是否有利可图,而不是首先考虑工程质量,“层层分包”、“层层克扣工程款”,在一些地方建设领域相当普遍,指望这样的一群“蛀虫”来建设“一顶百年”的建筑工程,无疑痴人说梦。
说白了,无论是日前已经塌陷部分路面的“杭州钱江三桥”,还是已经倒塌、断裂的“凤凰大桥”、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都不排除是官德失守、建筑者无良、监理者失职,一群丧失操守者“利益分肥”和“蝇营狗苟”的产物。“桥塌塌”现象归根结底源于工程相关人员缺乏了一份内心本应为社会、为国家尽心尽职的“操守”。
任何一个社会的建筑工程都不会“独立”于社会现实,“垃圾工程”和“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也是利益多元化导致部分人思想信仰出现偏差的结果。在这样一个讲究追求“利益”的时代,某些原本必须也理应固守的“公正、道义、职守、良知”被一次次突破,这些,务须从根本上反思。
要重塑起一座座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建筑工程,“治表务须治本”,而这个“本”并不是工程科技是否发达的“本”,而是人心之本、官员和建筑者为官、为民和为人之本。离开了这些,再先进的科技、再发达再牢固的钢筋水泥,也会被个别无良者“架空”。(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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