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它的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思想者》：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前面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思想者》：谢谢您。本报记者 聂北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