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务公开的前提

　　几年前，PX阴云笼罩鹭岛，引起厦门人强烈关切。至今记得当时某媒体社论标题，大意是“只为遇见一位愿意倾听的市长”。最终，他们遇到了那位可说服的市长，事件得到解决。

　　“可说服”的前提，是“愿意倾听”。倾听，其实是执政者的一个可亲的姿态，一个权力与权利零距离接触，良性互动的标志性姿态。只是，俯身倾听民众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应该是某一个开明领导的个人风格，而应是常态化制度性的规定，是任何执政者和公职部门的基本履职要求。

　　回应社会关切，深化政务公开，构建舆情上传下达的制度通道，这是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以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诉求。这些年，也日渐成为官场和民间共识。此类规制，出过不少。日前，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媒体舆论作用，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

　　为何从中央到地方，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政务的公开透明，信息发布的权威及时？为何如此重视社情民意，关注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沟通？因为有无数失败案例一次次提醒和佐证，不如此，则政府公信等“无形资产”将流失殆尽。社会信任体系如再遭侵蚀，公共权力运作都将难以为继。

　　近年一些公共事件、重大突发事件中，某些职能部门的荒唐应对，曾让政府部门公信受损，形象蒙尘。比如在“躲猫猫”、“林松岭案”、“七十码事件”、“杞人忧钴””、“故宫N重门”等事件中，某些部门因利益掣肘而作出过一些罔顾真相，乃至有辱民众智商的公共行为，遭遇强烈的社会质疑。某些权力丑闻被曝出后，当事者还抵死狡辩，露出权力倨傲的神情，这只会更令政府威信扫地。

　　权力机构由人组成，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公职部门的理性也非无限的。不承认权力理性的有限性，只能是自欺欺人。“正面形象”是不能“计划”的，不愿打破权力神坛的幻觉，执拗地固守在某些官员臆想出的抽象的“正面”形象里，只能与民意渐行渐远，而难获广泛的社会认同。相反，那些设身处地，用心体味民意诉求，并在能力限度内积极作出回应的政府部门或官员，有时则能将貌似会影响“地方形象”的公共危机化于无形，甚至会因坦诚的责任担当，而扭转尴尬局面。

　　政治并非天然面目可憎。成熟而文明的政治，都是常识化的生活化的面孔，可以是家长里短、轻松搞笑。文明政治，轻松生活。只有在官民轻松愉悦的互动中，才能消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戒备与疲态，政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生活。

　　所以说，与其苦心经营政府永无过错的形象，最后弄得破绽重重，不如以最真实的面目坦然示人。权力祛魅，打造“阳光政府”和“法治政府”，就得从主动放低身段，走近民众，积极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直面社会热点难点议题，甚至就从承认权力丑闻开始。

　　政务公开从回应关切起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知错能改，坦坦荡荡，是最基本的官场伦理。执政者只有反躬自省，广纳民意，社会治理才更具理性，公民生活也才更有尊严。此前在某些应对失措的公共事件中流失的部门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在这种公开透明的语境中，在公权与私权良性互动中渐次修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善治”，才更触手可及。(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