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按照报告的说法,北京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稳定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健康的格局,也意味着社会形成了一个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主体。
那么,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从而得出北京等城市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结论?
按照以前2000元的起征点,纳税人数为8400万人,当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尽管用这个数字本身来衡量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计算上肯定偏少,但社科院的2.3亿的数字,明显高于现实。
事实上,在中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中等收入,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社科院的报告似乎刻意回避了收入标准的门槛,只是笼统地以家庭恩格尔系数30%到37.3%作为划分标准,从而认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经达到2.3亿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但很显然,如果简单地以恩格尔系数来判断是否属于相对富裕,即中等收入阶层,事实上可能会掩盖很多现实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即使达到10万元的家庭,都很难买得起房。特别是在通胀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进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等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却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说只能维持温饱。
不可否认,“橄榄型”社会结构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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