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撮合“私了”法律经不住如此变通

　　据《新华每日电讯》8月29日报道，不久前，家住上海的高敬德来到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询问其举报神龙保健品店售假问题的处理情况。让他没想到的是，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喊来了售假者，并起草了一份《协商意见》，撮合其“协商解决”。这份《意见》白纸黑字写明高敬德领取举报奖励4300元，高敬德放弃包括投诉举报、诉讼、行政复议、向媒体曝光等形式就本案追究神龙保健品店和药监部门的责任。据悉，浙江省、杭州市两级药监部门已经开始调查此事。

　　对于这起案件，打假人认为执法者事实上成了售假者私了的见证人乃至帮凶；而药监部门认为这只不过是工作人员“工作细节上的问题”，“当时出发点是在依法行政的同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并不涉及渎职，更谈不上做售假者的帮凶。孰是孰非，相信随着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案件最终会有个明确的说法。

　　公众希望知道，这起案件究竟是一个个案，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到底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还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惯例”？虽然浙江省药监部门表态称，无论仅仅是“见证”，抑或是主动“协调”售假者和打假者私了，都是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杭州市药监部门也强调他们打假的成就和对举报的重视。而不得不承认，此事隐约暴露出某些执法部门以罚代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执法导向问题，值得关注。

　　当地药品销售市场存在售假现象，这是事实。当地执法部门面对公众质疑，强调监管的边界不清、执法缺少强有力的依据，申明其做出行政处罚慎之又慎，否则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因为边界不清，执法缺少强有力的依据，所以，就宁可采取私了的手段平息举报，而不是严格执法？因为可能面临败诉风险，所以即便证据确凿，也要调解解决，宁可冒一定的风险提供所谓的行政担保，也不愿做出明确的行政处罚？售假者被罚了款，举报人得到了经济奖励，就可以平安无事，当地执法部门据此即达到管理目的了吗？

　　执法不严，执法可以打折扣、可以“变通”，我们不难找出类似的现象。比如教育乱收费问题，有关部门的规定可谓明确具体，但是面对举报人确凿的证据，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多数采取退款的处理决定，而不轻易给予收费的学校行政处罚。比如建筑市场的分包问题，相关法律一再强调不得违法分包，但事实上很多建筑项目存在违法分包，引发的质量投诉不断，但是很少有建筑企业因此被禁止进入建筑市场，至多给予警告和罚款处理。

　　我们不否认当地执法部门对售假者进行过打击，也取得过一定成果，但不能因此而对现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执法上的打折扣、任意“变通”，直接损害法律的尊严，破坏市场的规范。这不是一个方式问题或一个“低级失误”。有关部门应该以此为戒，坚守执法者的职责，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评论员 郭振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