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软肋”致使诚信受困
天津市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王伟凯博士说，近年王海式打假模式逐渐式微，方舟子学术打假遭受广泛质疑，陈光标捐款被斥为“暴力慈善”，种种心态映射出当下社会诚信重建成本太高，实施太难。
——对诚信道德和诚信意识的培育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精神与物质的发展不匹配，致使社会陷入不诚信的恶性循环。10年前，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在日本时，有意识地在一座大楼门口放了一把雨伞，之后每次去日本都要去看看雨伞还在不在。10年过去了，雨伞还静静地挂在那里。“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这种诚信的基础。”章政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过于强调物质的东西——财富、高楼大厦，但是高楼大厦的背后要有精神来支撑。
——社会“诚信淡漠”的文化氛围对诚信的滑坡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人们只有对诚信的利益判断，而忽视了对诚信的价值判断。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苏建萍认为，唯利是图、功利性的社会风气使我们失去了对诚信问题的道德敏感性，许多人不觉得失信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反而觉得这是社会的常态，于是逐渐丧失了追求诚信的内生动力。
——社会诚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这是造成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据了解，美国有关诚信的专门法律多达13部，而我国尚无专门的诚信立法，也没有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各地出台的个人、企业征信、政府信息公开等地方措施都缺乏上位法的支撑。走出“囚徒困境”，各地在行动
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各个阶层民众对当前社会诚信的“囚徒困境”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同时记者也欣慰地看到，不少地区与部门针对诚信建设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创新。
坚持“诚信为本”价值取向的积极心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渴望和追求。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两位高中生主动救助一位在路上跌倒的老人，获得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两万元奖励慰问金，这一消息引发众多网民好评热议。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张振方说，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不敢帮扶”的现实，引导更多的人追求诚信，主动诚信。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挖掘民间资源，掀起一股编写“村史”的热潮。一批热心村民走街串户、查阅资料，以村史的方式记录当地历史风貌、描写村庄善恶美丑。当地村民说，要把那些失信之人、失德之人记录在册，让他们接受道德和历史的批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介绍，对于执行工作中遇到的“老赖”，广东各级法院与十几个部门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了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的执行指挥中心，与房产、车辆、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库实现联网。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老赖”进行快速精确打击，不让失信者钻空子、占便宜。
推进诚信立法，加强综合治理
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由道德、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层面构成的制度体系，诚信建设应从道德建设和制度约束两方面入手，放在更加宏观的社会管理视野中推进。
一是加快推进诚信立法，通过法制把诚信建设纳入社会管理范畴。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伪诈者无论其社会地位和背景如何，都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主任胡爱军等人建议，对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保护，尽快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对公开的程序、范围、内容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做出明确法律规定，消除诚信工作盲区。
二是加快构筑适应现代秩序的诚信制度文化，努力建设信任机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等人建议，要高度重视转型期加强社会诚信文化与氛围培育，要从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和诚信理念出发，把诚信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及家庭美德教育结合起来。诚信、宽容是中国人毋庸置疑的优点，这是必须继承的中华传统美德。不少人士建议，设立“全民诚信日”，利用这个节日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三是公权力机关以及政府官员、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为民众树立讲信履约的榜样，加强社会舆论对这一群体的监督，格外关注精神的倡导和榜样的引领，将个体诚信度与社会公信力的建设结合起来。(记者 徐江善 张涛 熊湘怡 叶锋 周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