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的任务，同时提出财税部门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的“约法三章”：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1993年7月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收回违章拆借资金迅速取得成效，但也出现了银行只收不贷，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的问题。为摸清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朱镕基同志于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开正路。讲话提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并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朱镕基同志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五)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从1994年开始加快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针对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弊端，1994年全面实施了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并对所得税进行了归并整合。这一改革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改革。为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朱镕基同志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因而对实行分税制有很大顾虑。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深入交换意见。他在广东调研时指出：“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后，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与海南、广东两省负责同志商谈的情况，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的处理等问题上给予照顾。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些作出让步，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由于这样做既坚持改革的原则，又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从而化解了矛盾，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金融改革作为1994年改革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1994年8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改革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并对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改革进行具体部署。1994年还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朱镕基同志一直关心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他在肯定证券期货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一再强调要防止它脱离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出现过度投机。在1992年8月13日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1992年10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1995年12月19日，朱镕基同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考察时，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
(七)1993年11月，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粮价暴涨主要是受到群众对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粮食市场有人乘机炒作，哄抬粮价。粮价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朱镕基同志在12月12日，就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问题一天之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朱镕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调查研究，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价格的紧急请示，当即下决心动用国家专储粮，向市场抛售，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尽快将粮食价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很快扭转了粮食市场的形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朱镕基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以后，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和供应，他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实录》中有多篇文章是围绕这个问题的。1994年5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1995年2月27日，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实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后，粮食形势好转，产量连创新高，1996年突破了1万亿斤大关。1997年1月13日，他在《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朱镕基同志根据在安徽等地的调查研究，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概括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1998年6月3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关于“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的批语，朱镕基同志仍然强调“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0年5月25日，他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1995年以后我国粮食连续五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减少农业投入等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关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