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怨社会公众太敏感、见风就是雨的想法是不对的。这种敏锐的监督,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良心与温度,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力量。
从郭美美到贵州副县长的女儿尤异希,“炫富门”屡屡牵动社会神经的背后,是公众对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不满情绪。反过来,又正是这种情绪使公众对一切看起来不正常的现象都保持高度敏感、警惕与质疑。而这,也正是社会监督的一大缘起。
无论是郭美美的炫富,还是尤异希的炫富,从表面上看都有“不正常”这个共同的特征,不管最后被证实还是被证伪,就都有了被监督的足够理由。因为从表象上看,尤异希“左手提一个LV大旅行包,右手挎一个橘红色爱马仕包”,直接而直观地刺痛了公众的眼睛,挑战着底层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刺激着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个副县长,靠正常的工资收入是不可能支撑起女儿的奢侈的,公众也就有了足够的疑问。
这种时候,埋怨社会公众太敏感、见风就是雨的想法是不对的。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赋予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我们的社会恰恰应当欢迎这种监督,欣慰于这种对一切不正常现象的高度敏感。
这种敏锐的监督,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良心与温度,意味着公众依然挚爱这个国家,把它当成自己的归依,对不正常现象予以批评,是希望国家会变得更好。如果对不正常现象都漠然视之,才是深可忧虑的。这种敏锐的监督,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的存在,使那些掩抑不住的腐败分子初露端倪之后即被发觉,使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必须接受网络的晾晒、公众的质询。对这种敏锐监督予以重视,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线索进行调查后给公众一个交待,以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则是导引这一公众监督力量成为建设性社会力量的有效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贵州副县长否认女儿炫富,称名牌包是假货花费不足百元,以及说明自己女儿每月生活费仅800元,生活其实很节俭等等,恰恰说明公众监督起了作用,体现的是一种监督的进步。不管此说真假,至少说明在社会公众监督面前,官员不能无视与漠视,必须予以回应。没有问题,就应当自证清白。如果自证不可信,就应当由官方监督机构介入,给社会公众一个答复。
因而,当这一番否认能服众,则此一事件的社会监督过程即告完结。如果不能服众,则纪检监察机关就有必要介入,以此为线索进行客观调查,以证实或证伪,给公众质疑一个结论。(陈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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