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仍有一些模糊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最惹人注目的是辛亥革命有无必要的争论。一些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告别革命。按照他们的观点，革命破坏性比较大，当时清政府已经预备立宪，再等几年就可以了，因此，革命没有必要。诸多史实有力地证明了清末新政的困局与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关联，揭示了官场腐败依旧且愈演愈烈、对列强的卑躬屈膝、全面铺开的新政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间的脱节、对民生的漠视和加倍的盘剥等严酷的现实，招致越来越多人的失望和怨恨，促使辛亥革命的生成和爆发。
20世纪初叶，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00年8月，八国联军的铁蹄闯入北京，清廷仓皇出逃，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落脚西安，惊魂甫定的清朝统治者却依旧挥霍无度。《辛丑条约》后，清朝政府多方取悦列强，同时想通过推行新政，维持其统治，然而清皇朝已病入膏肓，不废弃君主专制制度，只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变革，是无济于事的。慈禧七十大寿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讥嘲联语：“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岁祝疆无。”
另一方面，新政启动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如果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的。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他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
张人骏从守旧的立场出发，不赞成新政，但他久历官场，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甚多，因而他的一些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6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这些举措无不需款，成为清皇朝财政的沉重压力。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后极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诈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这就使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处于更为紧张尖锐的状态。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的《各驻华领事馆情况报告摘要》载：“因兴办和维持警政、学堂而增收捐税，显然易使这类革新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此番言论，并非虚语。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当时就有朝野人士指出这么多新政改革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的脱节。一方面是财政拮据，一方面却是借新政想方设法从中牟私利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新政的实态，于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官府对民众的盘剥有增无已，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添收的，梁启超曾尖锐地抨击那些贪腐的官员“假新政之名，而日日睃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清廷谕旨也承认：“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时人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民众自发的反抗即习称的“民变”愈益高涨，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社会基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发展，它深刻地反映了清皇朝统治的总体危机和民众对它的失望、怨恨和唾弃，包括新政在内的其种种“自救”举措已无力挽回大局，而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孕育、生成和爆发。无视或曲解这些史实，都是不可取的。(戴鞍钢)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