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副主席陈奎元：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2)

　　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过后，民族危在旦夕、国家山河破碎、民众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无已。为了寻找国家的出路，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纷纷亮相。改良主义、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本质是维护封建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其主张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义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张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的影响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风起云涌的追求变革的浪潮中，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并以此为主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人猛烈地抨击尊孔读经，坚决反对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纲常伦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陈独秀响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声疾呼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唤起民族觉醒，追求民族的解放与进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社会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月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强大的挑战。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文学革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浩荡气势。毛泽东赞扬新文化运动“举起文学革命的两大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一些中国人以为这是一次伸张正义的会议，幻想着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能够获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个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没有给中国一点公道，也没有给予中国一点自主和尊严，不要说他们自己不肯放弃在中国攫取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就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割占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权，也被日本所攘夺。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赃物和由他们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权力的会议。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原来对西方鼓吹的公平、正义、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率先行动起来，敦促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抗议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声讨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虽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继续觉醒、继续奋斗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队伍状况，指出：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看不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依旧要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以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则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发表和出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相继建立，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者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受爱国学生运动的感召，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罢工浪潮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推动学生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有力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