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思潮演进看“辛亥”——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史学专家熊月之
记者：辛亥百年，推翻千年帝制的影响不仅波及辛亥革命后10年、20年的中国历史演进，乃至一个世纪后的中国，您对此如何解读？
熊月之：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朝代政权，而是一种制度。以前，唐朝取代隋朝，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朝代的更替，而不是制度的递嬗。而民国取代清朝，不只是清朝没有了，而且是帝制被推翻了。辛亥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此前的三纲五常等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都受到空前的冲击。
不过，“新”与“旧”往往不可能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后就立即发生逆转式的变化，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曾描写，“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认为，这种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重水复现象，又体现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尽管如此，仍应看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对于促进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解放而言，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客观地说，促进了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史上，就像一个大水库，此前的思想解放细流从山上流下，汇集到这里，然后喷涌而下。所以，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辛亥后，不到10年，新文化运动勃兴、“五四”运动爆发、各种“主义”纷纷输入国内，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当我们去解读社会思潮新旧更迭的一环套一环、一浪高一浪的连锁反应时，除了要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因素外，辛亥革命本身在中国国内所起的发酵、推动、解蔽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终，中国人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历史发展的脉络曲折，但辛亥及辛亥后，中国人不断上下求索，所凝聚起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为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这即是从历史演进的关联角度，高度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
记者：有人说，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汉是革命的策源地，而上海则是革命的舆论场，请问辛亥前后的报刊舆论大致呈现怎样的状况？
熊月之：清末进行革命宣传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在海外是东京与南洋，在国内则是上海。东京、南洋的革命报刊声势虽然很激烈，但远离中国本土，对国内的影响有限。而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发行、出版印刷、文艺创作的中心，成为辛亥最重要的舆论场。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革命书刊的传播，但对上海租界束手无策。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有《苏报》《民立报》等十多种。20世纪初，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学社、国民教育会，经常在上海张园集会演说，将《苏报》等办成革命喉舌。
上海不但出版革命报刊，且作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亦为海外革命书刊流入内地的中转站。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巨大。例如，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是1899年阅读了卢梭的《民约通义》，此书是1898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版，同年在长沙出售。邹容的《革命军》也是在上海出版的，1903年“苏报案”以后虽然遭到查禁，但越禁越热销，不到10年间，先后被摹印20多版，行销110多万册。
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十分明显。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民立报》成为报道前线战况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民军的喉舌。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向民众说明革命党人为民起事，并非乱党，还说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民立报》深受读者欢迎，日销量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的影响。
记者：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必然，但毕竟“共和”是个“舶来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共和政体有哪些认识，在这方面有新的研究发现吗？
熊月之：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事迹逐步在中国传播，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华盛顿已是中文世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名字。中国的识字群体对华盛顿形象的认识过程，其实也是对共和政体逐步认同的一个过程。民国初年，华盛顿俨然成了民主、共和的代名词。
当时在中国，粗分一下，人们对华盛顿的认识，至少有九个不同的形象：一是开国总统，国父形象；二是领导人民打败英国殖民主义者、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形象；三是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形象，所谓“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提三尺剑，开疆万里”；四是打了天下但不占天下、不做皇帝的尧舜形象；五是具有坚定的民主思想、开辟世界民主道路的民主形象；六是严格遵从已有民主制度、遵守宪法的守法形象；七是敢于认错、不讲谎话、见义勇为、孝顺母亲的诚实、行善、孝顺形象；八是也有缺点错误、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发脾气的凡人形象；九是善于积累财富的大庄园主形象。这九个形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道德层面，二是事功层面。
那么，清末民初深入人心的到底是哪一个“华盛顿”呢？我以为，主要是一个道德层面的华盛顿，即打了天下但不做皇帝只做总统的尧舜形象。从“华盛顿”三个字的运用，辛亥时期中国民众对推翻帝制的认知度可见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半月谈记者 许晓青(《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