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承继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发扬光大，因此，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列称作“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号召“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比较，分析了其相同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这个思想。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一百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
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基于中国革命基本历程的正确反映。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经验与教训，都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孙中山这面旗帜，是由孙中山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和贡献树立起来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在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举起这面旗帜，无论对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所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
围绕孙中山的历史功绩，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话时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邓小平还指出：“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
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同时，关于孙中山的阶级局限，邓小平也指出：“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孙中山试图在中国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和努力都失败了。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转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指出，“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
关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82年12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新增选的政协常委马璧(原任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1981年回内地定居)、范寿康(原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82年从美国回国定居)时强调：“台湾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各种解释，真正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你们会熟悉建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熟悉这方面情况很重要，我们走的路是曲折的。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
同时，邓小平也注重推进关于孙中山的研究、纪念和宣传。1980年10月7日，邓小平任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1年10月9日，邓小平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82年，在会见马璧、范寿康时，邓小平指出：“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你们在内地要交点朋友。我们的风气也变了，过去‘左’，对交往造成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这方面的错误。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1986年，即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这一年，邓小平为《孙中山先生画册》题写了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