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女界锻造和培养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是中国向近代化挺进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先进知识女性在内的爱国激情大迸发。在这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女界也涌现出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她们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中成长，在国破山河碎的民族苦难中觉醒，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中锻造。作为国民一分子，和男同胞一起勇敢地肩负起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重任。
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一些女性积极投身到了“拒俄运动”、“抵制美货”、“争取路矿权”的斗争之中。如1903年，在“共爱会”集议拒俄大会上，十多名留日女学生参加了由男生组织的“抗俄义勇军”，“决意从军北上”。1904年，上海宗孟女学成立了“对俄同志女会”，并设立中国赤十字会，表示“中国一旦有事，愿赴战地”；1905年，上海百余名女子集会，施英兰、张昭汉号召妇女抵制日货，并提出了各种具体办法；苏州兰陵女塾也两次开会讨论抵制美约问题，300余人签名表示赞同；1907年，上海、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女子，针对帝国主义攫取我国路矿权的行径，纷纷设立“女界保路会”、“女界保存路矿会”、“女界保路同志会”等团体，集议筹款，签名认股，以挽回路矿权；1911年，针对清政府欲将粤汉、川汉等路权做抵押向外国借款的行为，四川妇女界也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不少妇女还参加了保路武装起义。总之，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留日女学生和各女校的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反清民主革命中，一些知识女性更是巾帼不让须眉，以秋瑾、尹锐志、张竹君、林宗素、吴木兰、刘青霞、徐宗汉、陈撷芬、胡彬夏、唐群英、张雄西、何香凝、何震等为代表的时代新女性，不仅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而且直接参与了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的十多次武装起义。她们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主持秘密机关，利用女性容易隐蔽的特点，经常通过乔装打扮，联络会员、掩护战友、营救起义人员、传送情报、制造弹药、运送武器，甚至参与侦探暗杀等活动，自己的家中有时就是革命分子秘密联络的据点。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妇女也积极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战斗，她们一方面在全国成立了以女学生为骨干的“女子北伐队”、“女国民军”、“女子军事团”、“女子敢死队”、“同盟女子精武练习队”、以及“赤十字会”等组织，奔赴前线，服务战地，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另一方面，在后方积极组织“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募饷团”等团体，筹募捐饷，并以重金资助革命事业。尤其是女革命家秋瑾，她不仅在留学日本期间积极参加反清秘密团体，组织言说练习会，主持创办《白话》杂志，宣传革命主张和男女平等思想，而且策动和组织了浙、皖武装起义，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不惜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鉴于女界在辛亥革命中的出色表现，孙中山高度评价道：“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
辛亥革命的行进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开辟了新的途径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关于妇女解放的许多理论还停留在学术探讨和思想启蒙阶段，那么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将思想观念付诸现实行动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时期，除了兴女学、办实业等依然是妇女解放的热门话题之外，妇女参政也被历史性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受西方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在辛亥革命的激励之下，妇女的参政热情空前高涨。1911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上海成立，林宗素等作为代表到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1912年2月，由其他各种妇女团体联合组成的全国统一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并在会长唐群英的带领下，先是20多人联名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接着再三上书孙中山，恳请其在国会议决时，为女界设旁听及参政一席。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公布时，条文中并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女子参政更是不可企及。所以，在妇女们要求修改临时约法、要求参加参议院会议的愿望一再被拒绝后，愤怒之极的代表们就有了“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强行闯入会场”的举动，甚至声言“若不容许，必诉武力”。对“唐群英大闹参议院”的事件尽管历来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它表明中国妇女的参政活动已经起航，她们追求平等、要求解放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开始体现，尽管在前进的路途上充满荆棘与曲折。(畅引婷)
(作者系山西师大学报编辑部常务副总编、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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