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之路荆棘丛生
尽管“湄公河惨案”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但在受访的海事法专家看来，这并不能改变船员家属的索赔之路将“荆棘丛生”的现实。
“根据现行法律，最终赔偿结果可能与船员家属的期望值差得比较大。”蒋正雄告诉记者。他指出，家属索赔面对的第一个荆棘在于，能向谁索赔？
“在‘湄公河惨案’里，能被索赔的对象有五个——凶手、泰国政府、船员所在的公司、船员的外派机构、保险公司。”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象虽然不少，但由于目前还未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真凶尚未“现身”；若指望泰国政府，不仅要受制于当地的法律和政策，且耗时耗力，希望渺茫；保险公司付出的虽然不多，但根据当初保额，也已算是以高保险金“两清”。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唯一‘靠谱’的索赔对象，只有船员的雇主——不管是船员的公司还是外派机构。只要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家属就可以提出工伤索赔，或者雇主责任索赔。”
但是，多名专家向记者分析，这条索赔路也将充满坎坷。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船员法学者赵鹿军就告诉记者，若是起诉雇主，即使按《工伤保险条例》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获得了赔偿，也可能遭遇雇主无力付款的尴尬。
根据2011年的《工伤保险条例》，据记者粗略估计，仅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加起来，一名船员的赔偿金可达40万元。若船员没加入工伤保险，而按“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计算，每个人仅死亡赔偿金一项，也起码可达数十万元。
“据我了解，像惨案里这种跑边境的河船运输，公司多数是由松散的个体户组成，不仅难称正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赔偿实力。”蒋正雄表示，“有报道显示，‘华平号’船东20万元的船体保险金，也都赔给了船员家属。在这种现实下，雇主能否再承受动辄高达百万的赔偿金？我比较怀疑。”
赵鹿军则提示，如果船东参加了互保协会,“则互保协会对于船东，也会承担保额范围之内的支付责任。”但他指出，另一个难对雇主“下狠刀子”的原因在于，工伤索赔本身就基于一种无过错责任，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湄公河惨案’里，雇主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受害者。若因为武装劫持分子的犯罪行为，就让雇主成了‘替罪羊’，有点不合情理。”
那么，假如有一天真凶被锁定，家属能从他们身上获赔的希望有多大？在专家们看来，这事儿可谓“更没影儿”。
蒋正雄告诉记者，起诉索赔起码要有明确的被告，但在这个案子里，即使真凶被锁定为某毒枭组织、某族群、团伙，或某一机构，被告很可能仍“不明确”。“没有具体的人来应诉的话，法院理论上也不会受理”。
赵鹿军表示，即使船员家属在我国法院，拿到了向凶手索赔的有效判决，在国外的执行力也堪称渺茫。
“一般的涉外海事赔偿，比如两艘船碰撞后，中国船员死了，起诉后一般采取的措施是扣押对方的船，当作一种赔偿担保。”他说，“但在‘湄公河惨案’里，来无影去无踪的武装劫持分子，哪有财产让你扣押？而凶手所在国家的政府，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义务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劫持案‘买单’。”
“最现实的，恐怕还是未来提高商业保险的金额”
站在一地荆棘前，船员家属该何去何从？
蒋正雄建议，尽管预见到了困难，但家属们仍应向雇主和“侵害人”索赔，“这是他们的权利，并且两种索赔可以并行”。必要时，他认为家属们还可以集体聘请泰国律师，在泰国起诉或与泰方交涉，“但要理性地考虑索赔成本”。
赵鹿军则提示，考虑到“湄公河惨案”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关注度，法定赔偿之外的手段，也应得到重视。
“虽然目前的情况显示，泰国方面没有赔偿中国船员家属的义务，但船员们毕竟是在泰国管辖的水域里遇害的，没有提供安全的通航环境，就是一种失职。”他说，“因此，从情理上讲，泰国政府出于尽早平息事端等因素的考虑，不是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钱，作为赠与性质的‘抚慰金’，来解决船员家属最现实的困难。”
但赵鹿军同时强调，“这有赖于政治、外交等一些法外因素，有赖于我国外交部门的磋商与斡旋。”
此外，赵鹿军认为，即使被执行的希望渺茫，船员家属们依然有必要拿到一纸国内法院的生效判决，来“标示”出凶手应该承担的具体数字。“现实地讲，这边如果不起诉，没有一个明确判决的话，对方国家即使想给钱，也不知道该依据什么。”他坦承，“拿到生效判决后，将来走外交途径时，总还是一个武器。”
最后，在蒋正雄看来，从更大程度地保护船员及家属的利益出发，未来最现实的，恐怕还是提高商业保险的金额。“惨案发生后能看出，保险公司的反应算是最快的，保金很快到位了。只是，每户10万多元的数字太低了些，说明当初雇主投入的保费，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华平号”的船东为每名遇害船员都买了责任险，保费共计2880元。“玉兴8号”所属公司为其中5名船员投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从10万元赔付额来看，保费应该也为数千元。
“相对湄公河金三角地区的治安风险来说，给船员这么低的保额，实在是不应该。投保险种也过于狭窄、单一。”蒋正雄说。 本报记者 王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