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廓清道德迷茫亟需一场时代大讨论

　　小悦悦事件，像一颗子弹击中所有人的心，也引发了广东省高层的关注：18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往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看望小悦悦，向其家属及救助小悦悦的拾荒老阿婆表示亲切慰问。同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广东省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昨日《羊城晚报》)

　　小悦悦的悲剧，无疑展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道德二律背反的困境：在高歌猛进的语境下，公众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更渴望道德，都更容易陷入对古老美德流失的焦灼与反思之中；而与此相对应的场景中，类似的道德诉求更多只具有“属他”的特征，个体声讨道德的沦丧、良心的泯灭，自己却又常常成为那个追不上道德的人。这个社会的道德怎么了？广东省多部门将类似的问题放置于公共平台讨论，可谓来得正及时。

　　由民间的困惑再到官方的索解，小悦悦惨剧不是第一起，它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类似的“潘晓事件”：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潘晓”在信中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她发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短短数月，这篇文章引发6万封读者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讨论最后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关注，多个中央级部门也参与其中。

　　从1980到2011，岁月之手尽管挥越过31个年头，但小悦悦事件与潘晓事件说出的都是一个时代的迷茫所在，都是心灵秩序的时代伤痕：1980，改革刚刚开始，社会一边是正在改变的世界，一边是刚刚走过“文革”岁月的荒芜的年轻人的心灵，当改变遭遇荒芜，自然是年轻人的无所适从。2011，社会正处于动荡激越的转型期，大转型下失范多发，人的价值也在发生蜕变与多元化，当激越遭遇多元，自然需要对道德之重进行再次厘清与发现。

　　需要看到的是，相对于潘晓事件讨论的“策划性”，关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更显得“自然”。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讨论必须直抵个人内心的风云纠结。当“道德滑坡”成为个人感观的关键词，当人文精神、公民常识一次次流失，那么是什么让人轻易地迷失了道德？每一个人或许都是“经济人”，那又是什么让他们选择在良知前背过头去？只有在对所有人内心的拷问中，只有在一场大众气息浓烈的讨论中，公众才能在“科学价值观”与“自我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而不至于自己一味指责“道德黄昏的到来”，却仍旧站在漠视一切的另一侧。

　　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深刻嬗变中的当下中国正在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一张却是积弊重重：个人生活压力的剧增，个体承受风险的能力正在大大减少；各种潜规则横行，公共权力的运行也时有畸形，官员与精英群体的道德示范效应正在日趋弱化；人文教育、公民教育无法拥有确定性的大环境———如此之下，普通公众公民精神、道德意识的生成、发酵与天然拥有自然是艰难的事情。

　　艰难的时代道德生成需要一场时代的大讨论。在大发展的语境里，出现道德上的分野或许不是奇怪的事情，但出现对道德萎缩的熟视无睹则不可原谅，因为它只会把我们引向没有航标的河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讨论也意味着深度的改变，广东省问计救济机制与奖惩机制于民，就是最好的改变信号。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心等诸多因素相伴相生，只有将之放于如此深邃的视野，只有从点滴中去重新发现道德之重，我们才能回到可以相互托付的年代。(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