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抽象的诚信需可操作的制度逐步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而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国务院会议秉承全会精神，在第一时间作出重要部署，反映党和政府对诚信问题的高度重视。

　　建设诚信社会的意义早已不是新话题，诚信缺失的危害也已人所共知，随便列举最近的热闻，几乎都与诚信缺失有关，比如小悦悦事件、淘宝商城事件、生蚝污染事件，更不用说那些充斥媒体的论文抄袭、假冒食品、商业欺诈等新闻。可以说，全社会陷入了某种“诚信恐慌症”，食品好像都不安全了，就出现了“特供食品产地”；救死扶伤都担心被讹诈，于是常有撞死撞伤无人管的新闻；慈善机构集体被怀疑，各种“美美”层出不穷……人们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然而似乎暂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就是现代社会高度社会化必然遇到的困境：一方面，每个人都需要依赖别人才能生存下来；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对他人失去信任。在传统农业社会或者计划工业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相对简单，而现代社会要运行顺畅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契约、法律以及道德约束界定高度复杂的人与人关系。公允地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都曾遇到过，如果简单地用“道德崩溃”、“人心不古”来描述当前的诚信缺失问题显然不够科学，

　　然而，现代化并不会自动转型，我们需要直面并解决问题。面对诚信问题，人们往往容易走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诚信虽然是一种文化，但通过空谈并不能解决诚信问题，需要探索操作性强且能够融入经济社会的真实制度。换句话说，诚信虽然是看不见的文化，但诚信体系却可以用看得见的制度一步步建设。国务院此次会议提出的诸多措施都是可操作的制度措施，比如，要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建设，要通过建立信用信息系统，依法依规有效采集、整合和应用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要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在实现行业内、地区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要加强监管，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等。

　　事实上，国务院的部署早已有很多地方政府开始自发实施。三年前，广东省委在云浮市设置“广东省农村综合改革实验区”，指示云浮市进行农村信用体系改革，其中，郁南县的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明显的效果。郁南改革有三大创举：其一是全县范围的征信中心，征集企业和个人在全县各个政府部门、银行部门的信息，并对社会开放；其二是“信用村”，为了进行基层农村的信用建设，通过金融手段“看得见的手”指挥农民往诚信靠拢；其三，通过金融扶贫，确立有诚信就有人扶贫，有诚信就有贷款的理念，引导农民以诚信致富。这三大基本措施成熟以后，郁南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又正在往司法诚信、政务诚信方向发展，这几大措施恰好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不谋而合，反映了广东省委在诚信社会建设上的“先行一步”。

　　诚信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听上去抽象的诚信需要可操作的制度逐步建设，而这主要有赖于政府的努力。广东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前瞻性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虽然有了郁南这样的诚信建设样本，但全省的信用体系建设仍然尚在起步中，我们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继续深入摸索，为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