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让我们重温梁启超和鲁迅先生当年那些极其凝重的话语：“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呜呼，吾为此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对于旧时代某些国人对生命的漠视和冷淡，他们给予严厉抨击。

　　今天，我们的国民素质当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之功。但在教育当中，明确而直接的“生命教育”仍然缺乏，受到忽视。许多孩子并不知道生命究竟是什么、如何重要，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因意外伤害而丧生的孩子总有四五十万，占这个年龄段总死亡人数的31.3%，是发达国家的3-11倍。在国外，会把孩子们领到太平间感受生之可贵，或者让孩子们轻轻触摸孕妇的肚子，一边给他们讲婴儿如何出生，甚至组织孩子观看剖腹产的全过程录像……这些“生命教育”的方式，我们还不敢尝试。日本1989年颁布的新《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把“敬畏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精神”作为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我国台湾的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了“生命教育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生命，总是最应当珍视的；而珍视生命的态度，要通过妥当、有效的教育来培养。

　　对待他人生命的四种态度

　　有一篇文章，说了这么一件事：美国某小学发生火灾，许多学生逃了出来……清点后，老师发现少了两个，于是要求所有在场学生到火场之外的附近区域寻找。这时一个来自中国的同学觉得，他们两个一定还没有逃出来，于是不向老师报告，就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最终不幸遇难；而他要救的那两个美国小朋友，其实已经顺利逃生，只不过跑去了别的安全地点。“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看来是“小英雄”的那个中国孩子，在美国并没有得到“表扬”，而学校因为没有教会学生如何逃生和保护自己，受到了处罚。

　　这件事，说明了中美对待生命的观念上的差异，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在遇到险情时应对方式的不同。

　　珍视生命，当然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生命。在他人遇险时要不要出手相救？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某位著名学者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对待一个落入水中的人，要不要救，有四种态度。一是不顾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跳下去救，这是“宗教性道德”，这种道德往往与理想、信仰相关；第二种态度是设法去救、但不一定要自我献身，例如以立即报警等方式履行某种搭救的责任，这是“社会性道德”；第三种态度是不理睬，佯装不知，这是自私的态度，是“非道德行为”，但不违法；第四种则是乘落水者之危偷盗抢劫，这是“反道德行为”，是犯罪、违法。

　　前两种态度都值得提倡，不过现实情形复杂，有意救人者也要考虑自身的身体素质、营救技能等因素；但不管怎样，珍视生命，是社会公德的底线。持第三种态度的，正是前面所说的“隔岸观火的看客”，冷漠而无血性，应该批评，现在有人提出也要对此立法进行惩罚，这可以讨论；至于第四种人，理应依法严惩不贷。

　　我们恐怕还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按最高的道德态度行事，所以在教育中具体讲明这四种态度，很有必要。

　　把技能传授归入“生命教育”

　　有效的“生命教育”，不能只是讲道理，更要落实到自救和救人方法的教育。特别是，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应对灾难，学会在困境中自救。如对孩子进行防火灾教育，要传授逃生技能，同时并不主张孩子盲目救火，而要求他们呼喊报警，在自己逃生时也呼唤别人逃生等等，做力所能及的救人之事。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因发生地震、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在公众中开展自救和救人技能的传授。不过，技能传授应该跟“生命教育”联系起来，以提升层次。只有真正确立珍视生命的态度，人们才会真正认真地去学那些方法，因为学会了自救，万一遇险就有可能不麻烦别人，至少不拖累他人；懂得“社会性道德”的要求，就会努力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设法援救他人，而学会救人技能，出手更有把握。

　　至于本文开头说到的“驴友”事件，是“生命教育”的另一个案例，同样值得关注。

　　(朱希祥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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