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第二届农运会日前正在江门举行,全省各地市唯独深圳没有组队参赛。深圳农林渔业局方面解释说,自2004年“村改居”完成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农运会是农民参加的,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而组委会方面介绍,参赛运动员要求具有广东省的农业户口,但“村改居”后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也可以报名。
关于农运会的参赛资格,在此显然出现了两种不同口径的解释。深圳方面坚持以户籍划线,提出了一个刚性的标准,而组委会方面则提出了一个极具弹性的标准,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自然无可争议,“村改居”后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也算“农民”。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现在不同部门竟然在农民的认定标准上出现了分歧。无论是户籍标准,还是产业标准,看上去各有道理,但是在同一个运动会中交叉使用,出现争议并不奇怪。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我国农民面临的身份困惑。
根据词典的解释,农民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现实中的“农民”绝非这么简单。现在的中国既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也有以大型机械进行现代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有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候鸟式”农民。除了以上拥有农村户籍的,在农业生产中还有“村改居”之后拥有城镇户籍的“农民”,一直拥有城镇户籍却在农业企业做工的也有。不同户籍和职业的各种排列组合,确实让人眼花缭乱。深圳与省农运会组委会“各取所需”,分别界定了不同标准的“农民”,争论起来很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
或许深圳更想凸显经济特区的城市文明,所以对农运会没什么兴趣,而省农运会组委会可能为了扩大规模、提高水准,不惜把口径放到最大。虽然组委会对参赛资格拥有解释权,但是深圳的“弃权”也赢得了公众的赞扬。毕竟,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人口,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均衡区域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驱动力,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广东省农运会组委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尽可能扩大“农民”人口的做法就有些不合时宜了。一些工人、教师涌入农运会赛场更是让人反感。
当然,一些城市也不要以为取消了农村户籍就解决了农民问题。如果原来的农民并不能因此融入到城市当中,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那么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此外,那些根在农村而人在城市的农民工也是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部门也应当负起责任,从制度上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即便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本地没有农民。
因为深圳的缺席,广东省农运会看上去不够“圆满”,但如果更多的人能借此厘清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了解农民在进城中遇到的困难,这场争论也算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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