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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现有的评价机制，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
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近年来，关于论文剽窃、成果造假、经费滥用、院士告院士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科技期刊论文数量世界前三的辉煌，掩不住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8年空缺的尴尬。
科技界为何出现浮躁风气？大幅增长的科研经费为何难以产生国际一流的原创成果？科学怎样回归科学？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科学家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王晓东的理解是：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那些能够获得原创性的原理性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和新途径的科学问题。”
“这是我从两位美国导师身上学到的科研理念和治学态度。”王晓东说。1991年从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博士毕业后，他师从Michael S.Brown和Joseph L.Goldstein做博士后，与他们一起相处了十四五年。这两位科学家因为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获得198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前者时年44岁，后者45岁。
对于科学家来讲，得了诺贝尔奖就意味着达到学术顶峰、功成名就，用不着在科研第一线继续身体力行的奋斗。但让王晓东意想不到的是，获奖后这两位导师依然一周至少有六天呆在实验室；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利用吃午餐的时间开工作会，每次一两个小时。“他们有无数出国的机会，但他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一年只出国一次。”
“获得诺奖后为何还心无旁骛，把全部精力用在科研上？原因有两个。”王晓东说，一个是这两位导师共同的价值取向。获诺奖后两个人坐下来仔细谈了一次，讨论“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最后他俩得出一致结论：不是被美国白宫和名人、富人们请去吃饭，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演讲，而是做科学实验。“历经了无数次失败后，当你能从很粗的实验结果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愉悦是难以言传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要用自己的科学发现去解决实际问题。”王晓东说，两位导师认为，虽然他们得了诺奖，但并没有实现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如何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为心血管病患者解除痛苦。于是他们和默沙东公司合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研制出降低胆固醇的药物。“这个药卖得非常好，高峰时一年能卖300亿美元。”
“做新药的难度并不比做科研小，但我的导师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和路线是对的，困难再大、风险再高也要做下去！”王晓东说。
“从中不难看出，研究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要不怕困难、敢冒失败的风险，要有‘死了就死了’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对重大问题的长期积累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