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4%被调查者认为：
没有采取真正有效治理手段
正是因为公车私用之类备受诟病的话题，引发了一轮接一轮的公车改革，但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在回答“为什么长期以来公车改革收效甚微？”这一问题时，有21.7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领导干部缺乏监督”，有41.0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治理手段”，还有37.2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违规使用公车已成普遍现象”。
“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主要原因是内部支持而外部反对。以公车货币化改革为例，这是让公车所有单位的内部人受益，但是群众并不支持，对这种把不正当的消费正当化的行为，外部的反对声很大。”毛寿龙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向记者分析，公车改革“说了十多年了”，但实际上，因为改革方案是由权力的持有者制定的，并没有局外人充分参与讨论，因此，真正有效的改革方案一直出不来。“有的地方出来了，但仍是按照权力大小来分配，级别越低，车补越少，而实际情况却是级别低的人外出办事的频率较高。有的地方实际上发放了车补，但公车还留着，还在被某些人继续使用，形成了这边拿着钱，那边还在使用公车的情况”。
“让有权享用公车的人来制定改革方案，很难自己割自己的肉，只会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这样制定出的方案很难达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公车也是公款的消费，如果仅让有权享有公车的人来主导改革，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刘莘说。
毛寿龙分析，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将公车问题当做反腐败的问题来抓，但是很少有因为公车问题而被处理的官员，也没有哪个官员因为公车问题而丧失升迁的机会。
“财政支出的决策权，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公务用车的标准、公务用车的支出水平等，基本上都由用车者说了算。即使有一些纪律约束，基本上也是软约束。”毛寿龙说。
“制度上虽有严格处罚，但实际上很少有因公车私用而受到处罚的。当公车私用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治理起来也就变得法不责众了，失去了实际效果。”王敬波说。
60.36%被调查者认为：
应取消领导干部专属用车
近年来各地的公车改革，鲜有成功的案例。在回答“真正有效地治理公车的方法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60.36%的被调查者认为，“取消领导干部专属用车”，有23.1%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立外部监督举报网络”，还有16.5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上而下的规范用车”。
“我比较赞成这种方法。一个机关保留一定数量的公车有必要，但专车最好不要保留。作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不应讲究要有专车，或者专车要达到某一档次。这些从行政职能转变的角度、从方便办事的角度来说都可以不计较。而且现在很多大城市交通紧张，公车在和民用车争夺路权。公车在机动车的保有量里占很大比重，如果国家机关首先带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也效仿，把公车取消了，道路状况会得到很大好转。”刘莘说。
“完全取消公车不现实，但应限制使用。现在很多公车实际上并非是给领导配备，而是以部门的名义配备的，但很多机构的用车实际成为机构小部门领导的私家用车。因此，领导干部公车私用是一个问题，但更严重、更普遍的是以机构名义购买或有权使用的车辆。”王敬波说。
对于外部监督网络，王敬波说：“这些年的公车改革主要是靠政府部门内部的自我监督，但现实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很多人都是现有公车制度的受益者。如果政府部门内部的一项改革，遭到系统内部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不配合，改革是很难推行的，自我约束也会没有动力。因此要启动一个更强大的外部监督体系。”
王敬波还认为，如果真的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不是很难。比如，可以在公车上安装GPS定位系统，对公车的使用做严格的线路记录、进行严格的审批等。
据公开报道，2010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采取GPS全球卫星定位技术、RFID身份识别等现代信息化手段的试点工作，将公务用车管理纳入电子监察系统，若哪辆公车“私奔”，都会在监察屏幕上一目了然。
但真正“难”的问题在于，“查”出公车私用又能怎么样？
“即使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公车私用的现象，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监督的人处于权力的弱势，而坐公车的人一般比较强势。治不住公车实际上就是治不住权力。如果不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实现权力平衡、推动信息的公开，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毛寿龙说。
对此，刘莘认为，真正有效地治理公车的方法是让社会充分讨论公车改革方案。“只要讨论足够充分，一定能拿出一个公平合理的方案，有效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关键是要充分信任社会，充分讨论，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制定方案。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民意，公正公平的方案”。(记者杜晓 实习生杨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