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一大早，天河区南方人才市场8楼的杨箕村委办公室，聚集了30多名村民，他们拿着1000多名村民的签名册，要求村委尽快做通“钉子户”的工作，让新的杨箕村早点建起来。
眼见着开工建设的日期早已过去，而新的杨箕村建设还没什么动静，许多村民急了。
“现在十几户村民不愿意拆迁，让全村的改造方案停滞下来了。”主持杨箕村工作36年的杨箕村经济联社董事长张建好对改造的现实困境感到十分头疼。
在拆迁僵局的背后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种种利益协调的复杂性。其背后需协调好城市发展与村发展之间的利益，村内大家族与小姓成员之间的利益，以及村民个人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村民文化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
本报记者经过大量访谈解到，杨箕村民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引入开发商还是村集体自己开发的争议；二是在房屋补偿面积认定上的分歧；三是在临迁费补偿标准上的分歧。
中国村民自治法规定，行政村决策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户代表召开村民大会，并经半数与会人员通过。那么，当村内少数村民与村集体决策不同时，该怎样协调其中的不同诉求？司法强拆与人文关怀又如何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焦虑
千名村民联名“求回迁”
从去年动拆开始，安置在金迪大厦的老人相继走了10多位，有些老人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回村”。
11月4日中午，杨箕村村口金迪大厦1809房，91岁的姚婆婆翻着厚厚一叠相册，这是儿女们为她在旧杨箕村拍的留影照。良久，她叹了口气说：“拆了，没有了。”
窗外，旧杨箕村的景象一览无遗。碎砖瓦砾之间，还留有数幢“留守户”，稀稀疏疏地立在村里。
“想起以前，她就会翻相册看。”老人的侄媳妇告诉记者，老人每天都问她房子什么时候能建好，她担心自己永远回不去了。
这样的期待与不安，不止姚婆婆一个人有。金迪大厦是离杨箕村最近的一个拆迁村民安置点，去年5月份动迁以来，村里把一些60岁至80岁甚至更高龄的老人优先安排在离村里最近的地方。像姚婆婆这样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都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村”，哪怕是还居住在杨箕村村口，他们都天天叨念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从去年动拆开始，安置在金迪大厦的老人家相继走了10多位，有些老人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回村”。
在等待一年多之后，看着最初的改造计划仍迟迟未动，村民们“回迁”的强烈情绪在今年9月8日首次对“留守户”实施司法强制执行期间集中“爆发”。当天一早，上千名村民自发回到村中，密切关注动态。不少急盼回迁的村民似乎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回迁加速有了盼头。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主动站出来说，“要打好头炮，头一炮如果没打好，后面就没戏了。”
然而，9月8日首例杨箕村“钉子户”司法强拆之后，又是2个月没有动静。
“原来每个月至少有4000元的房租收入，拆迁后一分钱都没了，虽然外界看杨箕村都比较富裕，但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样，没了租金来源，一家几口日子过得很拮据。越早搬回去越好。”秦叔在村里原拥有一栋4层高的楼房，自住1楼，剩下2层楼出租。杨箕村拆迁后，秦叔和妻子带着老母亲，在番禺租了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两房两厅。断了房租来源后，他现在每天都精打细算过日子。“每个月交租1500元，老母亲买药看病再用去500元，而我一个人的工资才1100元，加上政府给的3000元拆迁补偿，剩下的2000来元要应付3个人的生活。”
“一家拆迁后搬去了龙洞，我退休了没事做，现在基本上每天坐车过来跟街坊聊天。”今年刚满60岁的董阿姨告诉记者，以前住在村里，起床后就先和街坊们一起晨练，再结伴去买菜。如今住在龙洞，邻里街坊互不认识，吃完早饭就想往村里走。“即使要转两趟车，来回花8块钱的路费，我也想回来转转。”
未见工地开工，村民们越来越焦急。不少相熟的村民开始走动，讨论着何时回迁的话题。11月4日，天河区南方人才市场8楼的杨箕村村委办公室，30多名村民拿着“要求尽快回迁”的签名册，要求村委尽快做通“钉子户”的工作，让新的杨箕村早点建起来。
村民们手里拿的是1000多名村民代表各自家庭的联合签名，眼见着开工建设的日期早已过去，而新的杨箕村建设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些村民颇为焦急，“不看到挖土机开挖，我们心里就没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