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刚刚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职位上转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赵白鸽称，“要深刻地反思”，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要改革，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今年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份全国社会捐款额度锐减一半，仅为5亿元。红十字会遭遇的“全民信任危机”迅速蔓延开来，不论是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还是纯粹的民间慈善，都尝到了“刮骨疗伤”般的疼痛。
慈善组织究竟怎样才能爬出“信任危机”的泥潭，重新塑造社会公信力？昨日，本报邀请四位嘉宾共同探讨慈善组织的出路。
本期嘉宾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
陶传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文绾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春暖基金负责人
程敏
广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好爸妈公益基金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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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满足捐赠人多重需求
捐赠者的意愿是多重需求，他们不仅要知道善款用到了哪里，还要知道捐赠之后的结果和效果，以及要获得荣誉感、满足感、尊严感和免除所得税的优惠等等。
“慈善组织重塑公信力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过去动员式的捐赠不可能再成为慈善主角。公信力的重塑过程，是中国慈善体制重大改革的过程，慈善行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慈善组织的危机不是因为有公募、非公募之分和官方、非官方之别，我们现在对慈善行业争议和不信任的本质原因是慈善组织不太会‘尊重’捐赠人。”王振耀说。
他说：“我国的慈善组织现在也到超越自身的时候。搞现代慈善不是说‘多敬几杯酒’或是‘多磕几个头’就行的，要在慈善体制上更优雅，让社会公众觉得做慈善很荣耀，这样才能形成慈善的良性循环。”
王振耀认为，慈善组织要把尊重捐赠者的意愿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捐赠者的意愿是多重需求，他们不仅要知道善款用到了哪里，还要知道捐赠之后的结果和效果，以及要获得荣誉感、满足感、尊严感和免除所得税的优惠等等。这都是很细腻的，需要慈善组织不断对捐赠者的感受和意愿开展研究。
“2004年以来，慈善方面的法律不断完善，只是个别之处与行业发展不适应。我们不要老是等待国家慈善法的出台，其实，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们还没有用够法律，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比方说企业捐赠所得税的免除，我国执行的比例是12%，比美国还高2个百分点，关键是要用好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理念转变后必然带来体制性变动。”王振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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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保障捐赠人知情权
现在一些慈善组织受到社会的谴责，这本身就是公众对它们的惩罚。再这样下去，这些慈善组织将没有立足之地。让慈善事业更阳光一点，把监督权交还给公众，慈善组织才不会被公众抛弃。
作为从事民间慈善的一份子，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春暖基金负责人文绾十分看重慈善组织财务的公开透明。她说：“举办慈善公益活动进行财务全程公示，实现起来并不难，微博、官网都是可以利用的平台。志愿者的力量也要利用起来，请志愿者参与评估。”
文绾说：“认真研究一些基金会的财务报表，虽然有的项目运行费用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这些基金会公开了所有财务账目，公众并没有觉得这些钱不该花，而是持十分理解的态度。郭美美事件负面影响那么大，原因就是慈善组织的信息不公开透明。公众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是当前慈善组织摆脱危机维持生存必须要过的第一道关。”
同样在一线做慈善的广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好爸妈公益基金执行主席程敏也感受到了当前慈善组织正处在“洗牌”的阶段。他从基金之外自己拿出钱来，每月举办几次学生家长分享会，公开基金的运作情况，请他们进行监督。程敏说：“为什么现在人宁愿给路边乞丐钱，也不愿意给慈善组织钱？社会的爱心是有的，关键是慈善组织自己要值得被信任。”
“现在一些慈善组织受到社会的谴责，这本身就是公众对它们的惩罚。再这样下去，这些慈善组织将没有立足之地。让慈善事业更阳光一点，把监督权交还给公众，慈善组织才不会被公众抛弃。”程敏说。
王振耀表示，现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资金、政策支持还不够，在国外社会组织60%的运作资金来自于政府。我国的慈善组织数量比国外少得多，支持系统不健全，行业发展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