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化论”遭到了严重挑战，“中化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影响日益增大
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例如“论中国化”的作者张申府所说：
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也是直接为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同时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这样子，不拘什么外来的东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着什么疑惧，更不必作什么排斥。如此大哉中国！中国本来是如此的，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与西化论者不同，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在中化论者看来，现代化的主要意义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
将“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这对于中化论者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他们尤其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著名教授张东荪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相佐的”。著名科学家卢于道也重复了这一论点：“所谓文化，原为适应民族生存之资源，为历史之积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于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何者为新，何者为旧之辩。凡有裨益于我国家民族之强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国并不以采用中国之指南针为中国化，吾国采用西洋之火车轮船并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盘西洋化而放弃中国原有之指南针等等固有之发明”。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谓“国情”。中国六十多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削足适履”，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外国科学教育，搬到中国就成为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国，产量就要减少，意大利蜂移种中国，酿蜜也比较不多。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或“中国本位”呢？在这一问题上中化论者之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中国本位”即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有人则把“中国国情”理解为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环境、民族素质遗传和历史文化。
一方面，中化论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优秀的成分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西方人固然比中国人富裕，但西方国家两极分化，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瞿秋白这样说：“一方面有人因为痛感过剩，把大量的棉花和粮食销毁，把大量的牛奶倾诸河流，把鱼投入海中，把玻璃毁坏。另一方面呢？则成千整万的失业群众忍受着饥寒的熬煎，求一饱而不可得。以单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这世界还是不免于畸形发展，不免于造就惨绝人寰的悲剧。上一回的世界大战，不就是生产技术进步所收获的果实吗？”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化”与“中化”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化”与“中国化”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重新面向西方国家，“中化”、“西化”的问题从而也再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但是，这一次“西化”vs“中化”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化”vs“中国化”的争论。“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化”与“反美国化”，再次成为目前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极端，而其影响所及则已经远远超出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出版，直至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
我们先来看看被视为“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种种表现。语言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学习英语是当今中国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在城市和农村中有条件的学校，小学就开始设立英文课，而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们用力最多的恐怕就是学习英语。以上还只是一些表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梦”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理想。
另有个别人甚至认为，在美国的强大攻势和收买政策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等社会上层已经被“美国化”，中国的精英文化已经是一种美国式的文化。最近这些年发生的新一轮移民高潮，由于有许多“富二代”、“官二代”和“裸官”的加入，似乎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
“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对立面是反西方化和反美国化。反西方化，特别是反美和抗美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一部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部反西方列强和反美抗美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反美情绪又开始加重并达到了一轮新的高潮。翻开讨论国际关系、民族文化和全球化的报刊书籍，就可发现大量斥责“美国化”的文章。许多中国人揭露美国对中国实行的“西化”或“分化”图谋，痛恨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蔑视美国人的傲慢无知，直至讽刺那些主张向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为“洋奴”、“西奴”或“媚美派”。
反“美国化”的人认为，美国不但不值得中国效仿，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不理美国的霸道，中国应当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不必处处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更不必事事对美国作出妥协。前些年几位年轻记者顺应这种反美情绪编写了一本叫作《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一时间反响巨大，洛阳纸贵。其他出版商也赶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出版“良机”，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好几本类似的书籍，诸如《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等，其内容多半是宣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掀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反美高潮。要不是有人为的干预，类似的书可能还会出版更多。所有这些作品都以相同的逻辑宣扬一个相同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早已拥有核武器，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综合国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美国仍然是一只纸老虎，它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强大，但实际上自身有许多内在的缺陷，外强中干，财政金融危机已潜伏多年，它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了不起，它的没落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况且，在1949年前的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中，它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美国说“不”。
近几年“中国模式”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化”与“西化”的思维逻辑。“中国模式”本来是一些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但最后却从学术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其学术本义来说，“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制度、政策和策略的总和。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分析范畴，无所谓褒贬。“中国模式”既有成功之处，亦有惨重教训，而且尚未定型，处于形成之中。但当“中国模式”转变成政治话题之后，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赞成者眼中，“中国模式”似乎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已经完全定型，无需改进完善；不仅可以拯救中国，甚至可以拯救世界。相反，在反对者眼中，“中国模式”则简直一无是处，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源泉，从而对“中国模式”形成口诛笔伐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