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好人法”撑腰“跌倒的道德”

　　“路上见到有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这个曾经很简单的问题近年来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从“彭宇案”掀起的轩然大波，到一些地方出现老人跌倒无人帮助死亡的事情，再到前不久对“小悦悦”事件的沉痛反思，“扶老”难题的核心内容逐渐显现出来：如何面对好人受诬吃亏的窘境，如何挺起利益冲击下的道德脊梁。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前深圳市法制办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很有现实针对性。这部短短1100多字的“微条例”，不仅填补了国内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而且言简意赅地试图从法律层面破解“扶老”难题。

　　一言以蔽之，这一条例的最大特色就是“扬善惩恶”。从“扬善”的方面看，条例的亮点在于规定助人行为原则上将被免责，并由被救助人承担举证责任，这将极大地化解好人被诬的法律风险，而且，条例还有救人受伤享工伤待遇、被起诉可申请法援、市政府派人慰问救助人、鼓励证人挺身而出等多项为好人撑腰的制度设计，都将极大地解决行善的后顾之忧。这些规定，借鉴了国际上像《好撒玛利亚人法》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的立法经验，又结合了深圳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一部具有特区特色的“好人法”。

　　从“惩恶”的方面看，条例让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歪曲事实真相的被救助人须赔礼道歉，视其情节可予以罚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些规定无疑提高了诬陷好人的现实成本和违法代价，在道义上也形成了一种强势的震慑力量。

　　近年来，“扶老被诬伤老，好人败诉赔钱”的反常现象一再发生，从绝对数量看，这些个案虽然不多，但行善反成错、诬告反得利的结果，极大地冲击着道德底线，加上一些媒体的渲染炒作，对人们的道德感和道德行为造成了错乱，导致了社会道德领域的“破窗效应”，屡屡发生的冷漠人群围观甚至起哄、情势危殆的老幼无人帮的现象，就是这一效应的严重后果。

　　治理和扭转“破窗效应”，必须正本清源，发起“护窗”行动，守护道德大厦的一砖一瓦，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让道德行为免受不良因素的羁绊、免于现实风险的侵袭。此前出现的校长撑腰体、公司撑腰通告、工会撑腰体主要是社会力量站出来助力道德，扬善惩恶的深圳“好人法”出现，则表明法治力量在这方面需要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当然，该条例还需要在吸收民意中进一步完善，堵住少数人利用免责条款作恶等可能性，而且，该条例属于地方性条例，还有待于国家立法层面的支持。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并非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良药。深圳“好人法”的制定，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区“拓荒牛”的改革创新精神固然是重要动力，更重要的还是“扶老”道德难题的倒逼，以及深圳业已蔚为风尚的义工文化氛围，这些是该条例得以破土而出的社会土壤。

　　从根本上说，“扶老”问题还是社会道德问题，“好人法”提供了“免责金牌”，但能否带来责任行动，一方面视乎法律能否得到严格执行、体现公正，另一方面则决定于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这样的客观认识很有现实意义。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涵养道德文化，倡导道德风尚，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才会成为普遍常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也是立德之本，更是根治“扶老”难题的长效良方。(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