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马尔康12月9日电 题：阿坝纪行之四：归国藏胞罗尔吾的异国流浪路
作者 刘贤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的英波洛村，被当地人称为“华侨村”。村里88岁的罗尔吾老人是该县第一位归国藏胞。在当地，归国藏胞是一个区别于普通华侨的特殊称谓。
上世纪50年代，罗尔吾与妻儿住在英波洛村，有30亩地，是当地的富户。现在，罗尔吾住在原址重建的房子内，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到三楼自己的经堂更换供佛的净水。
罗尔吾鼻梁高挺，眼角数点老人斑，戴着白色毛线帽，身穿浅棕夹袄，坐在阳光中的靠背椅上。50多年前从马尔康到西藏，再到印度，流浪异国20多年才回国的经历，从这个能说藏语、汉语、英语的老人口中缓缓道来。
1956年的四五月，冰雪初化。而立之年的罗尔吾告别家乡，与马尔康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一起送20岁的侄儿色赤活佛(前世是甘丹寺堪布)到西藏色拉寺学经。罗尔吾说，路上很冷，但有部队热情招待。然而，原打算将侄儿安顿好就回家的罗尔吾不知道这一去等待他的是27年的离乡背井。
6天后到拉萨，罗尔吾把侄儿送进色拉寺。“我不放心侄儿，就在拉萨游玩，住了一年多”，罗尔吾说，在拉萨，他发现包括侄儿的经师向巴绕杰在内的许多大喇嘛、格西(佛教界博士学位)等上层人物陆续离开去印度。
感受到拉萨政治的不稳，加上通信不便造成的对马尔康状况的茫然，几经考虑，罗尔吾决定先护送侄儿到印度去继续学经。
带着250多块银元，罗尔吾带着侄儿于1957年8月启程去印度。他回忆，相传当时有7万多藏族人流亡印度。“印度政府不允许我们聚居，给每个人发了个临时居住证，每三天就必须到当地政府机构换一次，还有人驱赶我们。”罗尔吾说，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才结束。
将侄儿送进印度寺院后，罗尔吾因钱财耗尽当起了修路工。“修路有白馍吃，但太苦了。我干了10多天就跑了。”他此后又做过一年多收橘子的临时工，借钱做起了毛衣生意，盖了一栋水泥房子，开了家餐馆，在100多户人的小集镇尤比德拉冬定居下来。
在印度，罗尔吾一直独身。“我天天想侄儿，想家里人。如果没有思念的家人，即使撑一把伞就是房子了。”回忆起20多年的异国生活，罗尔吾皱纹深刻的眼角有些湿润。他只去看了在印度南方“在外色拉寺”学经的侄儿两次，因为去一次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由于信息闭塞不清楚国内情况，罗尔吾担心给妻儿带来麻烦，一直不敢联系家里人。
1982年，罗尔吾从常在他的餐馆吃面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人员处获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短短1个月内，他悄悄低价卖掉房子、办理了手续。“当时，达赖集团 ‘流亡政府’的人威胁我，说我跟着汉人跑。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他说。
当年的雨季，多处道路塌方，提着一个铁箱和一个布口袋，从印度出发，步行经过锡金到尼泊尔，坐车到西藏，搭着邮政局的车到了青海省，又换乘货车走过甘肃省，终于在23天后，罗尔吾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
在英波洛村的河坝上，罗尔吾首先见到了在此等候的两个孙子。他用手比划着说，那时孙子已经半人高了，我们爷仨儿抱在一起都哭了。这是祖孙第一次见面。晚上，罗尔吾在家里见到了下班回来的妻子和儿女，又是一场喜极而泣。
据悉，罗尔吾是1959年前流亡印度的马尔康县藏族人中最早归国的。马尔康县对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主任巴尔登说，与罗尔吾同一时期出国并最终回国的藏族人被称作“归国藏胞”。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国又回来的是普通华侨。马尔康的归国藏胞共10人，目前在世的3人；阿坝县有2人，在世的1人。
政府给了归国藏胞一些优惠政策，“政府买了生活用品给我送来，还给了一种贴息贷款。我用它买了辆东风汽车，跑运输，赚了钱慢慢发展起来”，罗尔吾说。
如今，安享晚年的罗尔吾每天吃过早饭后就到经堂旁特制的灶眼处煨桑、祈福，再到村里的经堂和其他老人们一起转经、念经。他说，现在社会、经济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们很孝顺，上街时有很多朋友热情地请我喝茶、吃饭。我当过马尔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也当了3届，“我没什么新的要求，很圆满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