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较高的文化和更新的理念；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而对父辈曾经珍视的土地和农村，感情日渐淡漠。他们有个社会称呼，叫“新生代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达8487万人，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和产业工人的重要力量。12月8日，全国妇联宣传部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在京发布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结果，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城市社会适应度和婚恋生活作了全方位追踪。
回不去的农村
黄峰出生在黄山脚下，现在北京，是一名装修工人。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泡上一大杯老家产的绿茶。“最主要的是有老家的味道。”尽管时时想家，但黄峰坦言，挣钱是硬道理，回家的可能性不大。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进城务工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求发展、多挣钱、学技术。而职业发展规划中，首选的是创业，有57%的被调查者希望定居在城市，而只有4.1%的被调查者计划“回乡当新农民”。
从经济收入状况来看，被调查者平均月收入2147元，普遍超过务工省市最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90.6%的被调查者有节余，人均每年积蓄1.2万元。而他们理想的月收入是3827.6元。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比较频繁。被调查者六成在两个及以上城市务过工，八成换过工作，人均换工作3.35次，换工作最多的达20次。多次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工资比较低”、“没有发展机会”和工作“会影响健康”。
最不能接受被歧视
27岁的陈斌看上去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17岁离家，10年间，他走过将近20座城市。最终，他在北京成长为一家大型医疗集团的市场总监，并且他还拥有了一大批城里人朋友。“城市其实并没有很多打工者说的那么冷漠，它给每一个走来的人都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陈斌说。
融入城市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从调查结果来看，能如陈斌这样适应度很好的，仅占0.2%。大多数仍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中等”程度的，占45.5%；处于“较低”水平的，则占到44.3%。新生代农民工有“城里人朋友”的比例为24.8%。
“农民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但他们自己却未必喜欢。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是“外来工”的，占50.9%；认为自己是“职工”的，占30.3%；而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占14.0%。
从农民到流动人口、新市民，再到市民，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身份几经变换。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社会身份是“流动人口”的占55.3%；认为自己是“新市民”的占21.3%；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3.0%；还有10.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市民”。
歧视是最不能接受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不能接受城里人的行为中，57.9%的被调查者首选“看不起农民工”，18.8%的人选择“对人不热情”。
孩子需要平等的教育
小毛和丈夫在北京开了家兰州拉面馆，带着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小毛喜欢这个城市的一切，她最大的希望是两个孩子能留在北京上学，尽管她似乎并不知道让孩子在城里上学有多难。
调查显示，近六成子女随父母进城，举家进城已显趋势，另有39.5%的孩子在老家跟老人一起生活；同时，超过八成已婚者与配偶一起生活。举家进城，对于夫妻团聚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大有裨益，但流动儿童的权益保护，同样值得关注。
调查显示，已婚者城市婚姻家庭生活的五大困难，“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排在“没有合适住房”之后，位居第二，其他依次为“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无力赡养老人”。
农民工找对象五大难
23岁的小王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网络维护。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让他没有自信交女朋友，再加上上班时间紧，又不善于和女生打交道，所以小王对感情抱着随缘的态度。
小王的情形带有一定普遍性，调查显示，“农民工找对象难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恋交往没底气”、“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交机会”、“个性原因，不善于与异性交往”、“忙于打工挣钱顾不上谈对象”、“文化程度低”。
进城务工，生活面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和恋爱渠道也拓宽了。被调查者因亲缘(亲戚介绍)、地缘(老乡或介绍)结识对象或配偶的，占49.7%；而因业缘(同事介绍或工作接触)而结识的，也已占43.7%。
同时，城乡互通也更广泛，被调查者的对象或配偶户籍为“城镇户口”的占23.6%。另外，在配偶户口是城市户籍的被调查者中，女性占62.6%，男性占37.4%。显然，通过婚姻使自己成为“城里人”，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
调查还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期盼。他们对政府期盼：“让农民工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险”、“让农民工也能租住公租房”、“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就近入学、入托”、“让农民工家庭也能上城市户口”和“发挥民间组织援助农民工的作用”。
对企业、单位的期盼主要是：“上职工社会保险”、“按时发放工资、加班费”、“节假日减少加班”、“帮助解决探亲房”和“经常组织文体活动”。
对社会的期盼主要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多一些理解和尊重”、“设立农民工求助热线”、“加强媒体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提供婚恋帮助”。(本报记者 刘维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