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当地时间12月11日，德班气候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德班气候大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乐施会在德班共同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论坛”。作为国内第一个启动气候传播项目的学者、第一个在国外举办气候传播国际论坛的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第一个出版气候传播研究专著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组负责人郑保卫教授接受记者采访说，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在走向世界，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放在提升公众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
记者：郑教授，听说您刚从德班回国，我们想请您谈谈南非之行的印象。
郑保卫：我们此次南非之行的主要任务是与乐施会共同主办一场气候传播国际论坛，这是继去年在墨西哥坎昆举办边会之后，我们研究中心与乐施会第二次在国外共同举办此类会议。
这次会议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先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这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官员，首次出席由中方机构组织的主会场外的边会，这显示了政府愿意汇集多方力量，共同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决心，因此影响很好。特别是苏伟表示中国政府在气候传播领域会继续保持与NGO和媒体的互动与对话，给媒体和NGO以积极信号。另外，他对论坛举办以及气候传播项目研究成果的肯定，对我们也是一个鼓舞和激励。
二是我们邀请著名演员海清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会议并作主题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海清女士是乐施会形象大使，这几年她参与了乐施会和联合国的一些扶贫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活动，对NGO在气候传播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有许多自己的体会。这次在德班我同她一起考察了当地乐施会组织实施的一些减排治污保护生态环境的项目，加深了对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的认识。她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媒体和与会者的关注，产生了“明星效应”。
三是这次论坛有多位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中国、南非、美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参加，应当说代表广泛，层次也很高。其中包括乐施会德班气候大会政策总监Tim Gore，美国气候与能源方案中心Timothy Juliani，全球气候行动执行总监Kelly Rigg，联合国全球契约政策顾问Dennis Pamlin，Internews地球新闻网络执行总监、环境项目全球总监James Fahn ，以及全球气候行动传播总监Christian Teriete等。他们围绕世界气候传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发展的战略、实施的策略和方法等展开了充分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学术含量和实践价值的论坛。
四是会上举行了由我主编的《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气候传播战略研究》一书的首发活动。作为中国第一本气候传播研究方面的专著，此书对气候传播的产生与发展、内涵与类别、原则与理念、受众与效果、技巧与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通过一系列案例对中国政府、媒体、NGO及其他社会组织，近年来的气候传播实践作了总结和概括，既有重要理论价值，又有很强实践意义， 在会上受到与会者好评。
总之，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说明我们中国的气候传播研究正在走向世界，并且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发挥研究机构加强气候传播研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信心。
记者：这些年你们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郑教授，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气候传播研究项目是如何启动和运作的？
郑保卫：我们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领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是从2009年年底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时开始的。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媒体和NGO组织，其行动是积极的，工作是努力的，实事求是地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效果，特别是后来，温家宝总理亲赴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会上会下奔波忙碌，作了大量工作，以图促进大会能够形成一个令大家满意的成果。但是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会议后期，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却将会议未能取得积极成果的责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
这一结果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到底如何评价我国政府、媒体和NGO组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到底怎样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到底应当从哪些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政府的谈判技巧以及政府、媒体和NGO应对国际谈判，处理气候传播领域各种问题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春天，作为教育部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同以扶贫发展为主要工作目标的NGO组织乐施会合作，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项目组聘请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赵启正同志，和原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同志担任顾问。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政府、媒体、NGO的传播表现，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以便为我国政府、媒体、NGO制定正确的气候传播策略提供参考。
自2010年3月起，项目组开始组织问卷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收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政府、媒体和NGO相关情况的3个分报告和1个综合性的总报告，分别提供给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等政府部门和媒体机构。
2010年5月，项目组召开了“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重点研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政府、媒体和NGO如何认清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何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媒体和NGO为辅助力量的气候变化传播机制问题，应当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坚定了我们继续开展研究，扩大研究成果的决心。2010年10月，项目组又启动了“通往坎昆——气候传播系列行动”作为后续项目，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
2010年12月，我们在坎昆举办了“基础四国与墨西哥气候传播边会”。这次边会是中国高校首次在国外举办此类会议，也是中国科研机构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启动气候传播议题研究。来自中国、墨西哥、印度、泰国、瑞士等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和NGO组织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今年3月，我们又启动了“走向南非——气候传播战略研究”的新项目，决定对年底的南非气候大会再作跟踪研究。9月，我们召开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国际研讨会”，集中探讨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中的战略问题，为年底的南非会议预热加温。而这次德班气候传播国际论坛也是这一项目的成果之一。
我们的气候传播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说明政府、媒体、NGO组织，以及社会与公众对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的关注。
记者：那您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项目研究的具体成果及其成效，并做些评价吗？
郑保卫：概括起来看，我认为我们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成效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确立了气候传播研究在整个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和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这一研究的社会影响。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说明，气候传播对于增强政府、媒体、NGO组织，以及社会与公众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交流与沟通，实现相互间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实现共赢效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同媒体和NGO组织的联系，发挥好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这从苏伟先生在德班国际论坛上的表态，即可看出其效果。
三是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使更多的民众能够增强气候传播意识，自觉地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去。
四是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出版的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总之，近年来我们项目组通过举办国内的气候传播研讨会及国外的论坛边会，搭建起了政府、媒体、NGO之间的交流平台，吸引了国内外学界，以及国际社会与公众的关注，对促进气候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气候传播研究在立足国内，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及影响。
记者：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请问你们的项目组今后有些什么考虑？
郑保卫：我在德班国际论坛的总结讲话中谈到，项目组今后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公众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这应当是我们项目组对今后工作的规划与设计。
公众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形成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促进“低碳”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因此，2012年我们气候传播项目组拟开展中国公众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组织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和进农村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真正把气候传播研究的重点移向作为气候传播主要对象的公众，使得气候传播研究更好地体现其社会性、群众性与实践性
在9月间我们召开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上，美国气候传播专家、耶鲁大学气候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莱丝洛威茨(Anthony Leiserowitz)教授介绍了他们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给我们不少启发。他这几年致力于美国公众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并提出了创建关注气候传播问题的全球性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思路。
我们期待通过工作重点向公众与民间的转向，能够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扩大我们的研究成果，使得气候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显示出其行动价值与实践意义，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更加深入，更加有成效而继续努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