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的“三艘海盗船”
马立文和江诚所言非虚。
到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执行护航任务，不仅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也是一场残酷的心理考验。其中，焦虑、倦怠和孤独，就像三艘海盗船，不时会在官兵们的心海中“冒”出来。
焦虑源自驱离海盗的艰巨使命。“在索马里海域，与海盗周旋是一项斗智斗勇的活儿，弦每时每刻都是紧绷绷的。”
你若见过中国海军编队护送商船的新闻片，会看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少则四五艘，多则30余艘商船，有序地“一”字排开，排成几个纵队，中国海军护卫舰或领头，或押尾，在蔚蓝的海面上行驶，有时船队能一直绵延10多公里；中间是舰载直升机逡巡天际，侦察海盗行踪，一发现疑似海盗的船只，就用信号弹示警，或用超低空威逼，或发射震爆弹，将其驱离；一旦接到“商船遇险”的呼救信号，素有“蛟龙突击队”之名的特战队员，会迅速登机或乘坐小艇，空降、攀上遇险船只，与海盗荷枪实弹地正面交锋。
别看索马里海盗多数只配有火箭筒和自动步枪，装备上大大不如军舰，但“狼群战术”和“闪电战术”往往很奏效。海盗盯上一条商船后，往往几十艘、甚至上百艘小艇一起出动，开足马力、高速抵近并包围目标，最快5分钟就能登上船舷、制服船员，劫持一条商船通常不超过20分钟。
“一旦人质在手，我们就被动了。”马立文说，“所以，只要在护航编队目光所及的范围内，绝对不能让海盗靠近，1秒钟都不放松。”
马立文和江诚负责的是舰上的动力保障，不直接“监控”海盗，但是提到其中的不易，两人都深有感触。
“索马里海盗神出鬼没，还特别善于伪装。”马立文向记者介绍，有的海盗干扰高频公共频道，使商船的求救信号难被捕获；有的海盗船干脆伪装成渔船，遇到军舰时，还举起手里的鱼示意，待接近目标商船时，把帆布一掀，就露出端着枪的海盗面目。
防不胜防之下，中国护航编队必须24小时保持警惕。2009年下半年，在执行第三批护航任务的“舟山”舰上，反海盗部署的展开时间就已快达两分钟。“必要时，特战队员会登上商船‘随船护卫’。”江诚告诉记者，每天和衣而眠、拥枪入梦是常事，“任务特别重时，特战队员中有的人近一个月没洗过一次澡，甚至没脱过一次鞋。”
“最近时距离海盗多远？”记者问一名特战队员。
“300米。对方四个小艇，包围了我们保护的商船，拿着火箭筒和步枪。”
“会怕吗？”
“不怕。驱离海盗是场残酷的‘心理战’，双方都持枪瞄准对方，谁心理上被震慑就先输了。”他回忆道，那次险情中双方对峙了3分钟，最终，海盗撑不住了，只有灰溜溜地离开。
“漫长的3分钟，千钧一发。”这名特战队员感叹。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声誉，就是在护航官兵这样的艰辛付出中，点滴积聚。2009年11月24日，国际海事组织授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航运和人类特别服务奖”。有外国商船宁愿等两三天，也要跟着中国军舰一起走，“图个放心”。然而，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如此时刻神经紧绷的生活，一过就是五六个月，心理压力常常达到极限。
马立文和江诚都是机电兵，不与海盗“直接过招”，但“机电部门不像武备部门，它负责动力保障，是舰艇的‘心脏’。舰只要出去就得天天动，从离开码头到再靠码头，动力每秒钟都不能停。武备部门歇了，我们还得把那口气咬着。”江诚说。
一次“压力大到爆棚”的反海盗任务令两人印象深刻。那时他俩所在的护卫舰刚从亚丁湾东边护送一批商船到西边，快到西边时，忽然接到求救信号：一艘东边的中国商船遭遇用火箭炮瞄着它的海盗！迅速赶往救援！速度就是生命，这段通常要航行两三天的路，上级命令“一天内赶到”。该舰只有以最高速度前进，机舱里盖子打开，风扇吹着，“但摸着机器都是烫手的”，这样大汗漓淋地跑了一天，终于及时完成了救援任务。
类似的任务不止这一个。他俩所在的部门一天4班倒，24小时不能离人。前后两次共计近一年的护航时间，“迫使”两人都养成了习惯：即使不值班，也难睡个安稳觉。
亚丁湾上思乡情
伴随艰巨使命而来的焦虑，不是亚丁湾护航硬汉们所要克服的唯一“心魔”。
“倦怠、孤独、失眠、思乡……对任何一个远离陆地、漂在远海的常人来说，哪个因素乘以五六个月，都令人难以承受。”刘晓鹏说。
但，这就是亚丁湾护航官兵们在驱离海盗之外，日复一日所必须面对的生活。
茫茫远海上，倦怠比焦虑更折磨人。一直坐在马立文和江诚身边的随舰军医吴钦告诉记者，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时，气候、风浪、饮食、高强度的工作等因素都会在无形中消耗掉比陆地上大得多的体力。“加上‘海上失眠’和‘视疲劳’辐射到护航官兵的心理，更会让一部分人的情绪，慢慢趋向亚健康。”
横穿赤道的索马里又名“非洲之角”，东濒印度洋，其北面的亚丁湾贯穿了红海和阿拉伯海，海上炎热、潮湿、盐分高。在夏秋季节，温度时常高得吓人。“有时在甲板上，中午的温度能升到50摄氏度以上，两个小时下来，皮靴里的脚面能烫起水泡。”回想起自己的特战队员战友，江诚感慨万千，“最初几批执行护航任务的时候，一些舰上的供水还难保证，站在甲板上的特战队员被晒成了清一色的‘亚丁黑’，执勤和训练任务重的时候，他们衣服上的汗渍还经常结成块。”
每天在机舱工作的人，离“舒服”二字更远。马立文和江诚有时为了监测仪表，会往机舱里跑。“机舱里达到四五十摄氏度是常事，鼻子里满是机油味，耳边都是隆隆的声音，一个班倒下来，头晕脑胀，全身汗淋淋的。一个岗位上一‘铆’六个月，皮肤也‘沤’白了。”
在海上一漂半年，两人最常吃的，是易储存的土豆和冻肉，鲜绿蔬菜是“香饽饽”。由于营养长期不均，官兵们的“多发病”是口腔溃疡。
马立文就前后被口腔溃疡困扰过五六次。“一开始家里人听说我每天都能吃肉，很高兴，哪知道是冻肉。”他打趣说，“所以，我们每次护航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餐馆点菜，点青菜，呼呼地上一桌。”
马立文的症状不算严重的，有护航官兵告诉记者，护航初期，还有人因为口腔溃疡导致接触性出血，进食困难，身体极度虚弱，“严重时是可能危及生命的”。
如果说气候、饮食和工作对体力的消耗，会间接辐射到心理，那么失眠和视疲劳就直接影响精神。
吴钦医生告诉记者，护航官兵到了出海三四个月时，会普遍开始“遭遇”失眠。“也许是在海上生物节律被打乱，也许是船体晃动、难以入眠，也许兼而有之，睡不着的人会在铺上一直睁着眼，摇啊摇，巴巴挨到天亮，白天再接着值班。”
此外，在茫茫海上举目四望，前后左右皆是千篇一律的色彩，眼睛缺乏落点。久而久之，会让人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恍惚，爱打瞌睡。
“我在南沙呆过5个月，虽然四周也都是大海，但旁边有个礁盘，视觉总有个落点。”吴钦医生说，但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官兵们而言，有时几天内望向船外不见“落点”，那时哪怕是海上漂浮的垃圾，也能引来一阵目光的“注视”。“视疲劳得太久，只要旁边有船经过，大家的眼睛‘刷’地一下就盯过去了。”
海上生活的疲惫、单调与乏味，不是没有缓解的渠道。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每条执行任务的军舰上会定期组织官兵文娱活动外，也有了平均一个月一次的“定期靠岸”待遇。找个港口，休息两三天，让官兵们吃点“接地气”的食品，观光、购物、放松放松，避免他们被倦怠和消沉“俘获”。
然而，在异国他乡“定期靠岸”，能排遣倦怠与消沉，却不能排遣远离祖国、家乡和亲人的那份孤寂。
“想家。”这是采访过程中，记者提到“心理”二字时，护航官兵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驶在远海大洋的军舰，有时很像一个孤岛。执勤时，部分官兵在狭窄、封闭的机舱里工作，休息时，二三十人进入另一个舱间，睡上下铺；即使有机会在飞行甲板上舒展身体，不大的甲板，大多也只能供小伙子们进行10米折返跑，跑不了多久直线，就要迎头转弯。由于在晃动的“孤岛”上转圈儿太多，一脚深一脚浅的，很多运动量大的人，左腿或右腿中经常有一个腿的膝关节是损伤的。
封闭的不仅是空间，更是家人的信息。记者了解到，10批护航官兵里，“80后”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好到了要做爸爸的时候。另有部分“70后”和“60后”上有老、下有小，若是刚好遇上家庭变故或亲人病重，十天半个月联系不上，那份焦急中的牵挂，是会把人折磨得心神难安的。
曾参与过第四批护航任务的马立文和江诚，对此深有感触。“那时不像现在，越洋卫星电话能每天‘开一开’，隔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给家人打次电话，是常事。”江诚告诉记者，由于电话时间宝贵，有人把自己的通话时间，像压缩饼干一样“挤”到5分钟，用最快语速也说不完；也有人把肚子里的话酝酿了半个月，待拿起听筒时，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末了，只冒出一句：“我一切都好，你们放心吧，等我回来。”
“其实，参与护航的人，平时在家时间本来就少，又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半年联系不了几次，谁心里都攒着一份儿对家人的愧疚和亏欠。”
